《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下)
【希望之聲2012年7月2日訊】(三)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流氓起義,與首場著名的共產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義互相佐證。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六十四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勛柱,無不摧殘槌碎以為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人可比,樓臺化為灰土,民眾慘成枯骨。兇殘慘酷之禍,古今罕有也。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于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里,一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敗逃亡

中共把「長征」說成是北上抗日,把「長征」炒成了中國革命的神話: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史實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共農村政權相繼喪失,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這才是「長征」的起因。

向西突圍,曲線接近外蒙和蘇聯是真正的長征路線意圖。當時中共步履維艱,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兵敗則進入蘇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一方面可以高舉抗日大旗爭得民心,另一方面是這一帶安全,沒有日本人,日軍侵占的是長城一線。一年后共產黨長征逃亡到陜北時,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變——成功用間,二次附體

西安事變,指發生于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兵變。

按照中共的教科書,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后事宜,在全國各界的調停下,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中共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

越來越多的資料揭示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后,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準和楊虎城結婚的。后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共產黨直接策反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陜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于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斯大林出于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親自寫信給中共中央,指令不殺蔣介石,要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看到,憑當時中共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吃掉國民黨,殺了蔣介石,共產黨更可能被趕來報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所消滅。中共立刻改變腔調,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六)抗日戰爭——借刀殺人,擴大自己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有一百七十余萬軍隊,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各種飛機約六百架。共產黨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內部還爭權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隊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個日軍師團也打不過。中共的眼里,領導權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于是策劃了「在聯蔣過程中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斗爭,但這只能在黨內講,并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的方針。

九.一八事變后,中共所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戰。在滿洲事變宣言中,中共號召全中國人民「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嘩變」,推翻中國政府。

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卻只在后方收編地方軍和游擊隊,除了平型關等幾個屈指可數的對日戰斗外,共產黨無抗日戰績可言,只是在忙于擴大地盤,在日本投降時搶著受降日軍,把自己擴充成號稱擁有九十余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戰場則全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戰死疆場的將軍二百多人,共產黨的指揮官幾乎毫無損失。中共教科書一再告訴人民,國民黨不抗日,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七)延安整風——開創聞風喪膽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義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國以后把延安描繪成「革命圣地」,卻不講延安整風的罪惡。

延安整風運動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殘暴的權力游戲。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黨清洗著人的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價值。整風的第一步,是建立每個同志的人事檔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譜,(3)家庭成份與社會關系,(4)個人自傳與思想變化,(5)黨性檢討。

在檔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認識的人,發生的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反覆地寫。發現有遺漏,就定成問題人物;還要交代參加過的所有社會活動,特別是入黨的經過。重點交代參加活動過程的所思所想。最關鍵的是黨性檢討,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識上,言論上,工作態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黨性的行為。以思想意識為例,要檢查入黨、入伍后是否計較個人利益,是否借黨的工作達到私人的目的。對革命前途是否動搖過,或者戰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為沒有客觀標準,每個人都被發現有問題。

審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內奸,必然產生無數冤假錯案。整風時代的延安,被稱作是一座人性的煉獄,傷害了大批干部。抗日軍政大學進駐了審干工作組,兩個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卜(外紅內白)。照像,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臺讓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沒有問題,否則就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

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們不敢與他人交往,各懷鬼胎,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每人都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惡棍因阿諛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們快瘋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飯碗,榮辱尊嚴、同志間的愛都被拋棄得一乾二凈。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這一套做法幾乎不做任何改動,就可作為共產黨中國成立后大小運動的寫照。

(八)三年內戰——賣國奪權

俄國的二月革命是一個溫和的資產階級革命,沙皇也以國家民族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寧急忙從德國趕回俄國,又搞了一次政變,把推翻沙皇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們殺害,搞起共產革命來,把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扼殺了。中共和列寧一樣,把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摘取了,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發動了推翻國民黨政府的「解放」戰爭,把中國再次推入戰爭災難。

中共以人海戰術著稱。遼沉、平津、淮海戰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蠻、最不人道的戰術。圍困長春的時候,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解放軍奉命不許老百姓出逃。結果打長春兵困兩個月,活生生餓死凍死陣地前城門外逃難的國民近二十萬人而不肯網開一面,事后完全沒有一絲愧疚,說「解放長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雙方協定蘇共經常供應50架飛機補充中共,將收繳的日本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蘇方控制的東北的彈藥、軍用物資平價售給中共。國民黨一旦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蘇共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蘇聯協助中共奪取新疆控制權;建立蘇中聯合空軍力量;裝備中共11個師。把美國援助蘇聯的130億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中共為了獲取蘇聯支持,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采中國礦產的權利;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并入朝鮮。

三。黨邪惡基因的表現

(一)黨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懼感

永恒的恐懼感是中共黨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懼成為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最高利益。這種延續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強力支撐著那變換無窮的皮中之恐懼本質。它像原生癌細胞一樣擴散、滲透了肌體的每一個部位,使其他正常細胞死亡,任由惡性細胞瘋長。在歷史循環中社會解決不了共產黨這個變異的物質,任其擴散,每一層次和范圍都無法消化這種強力的變異因素,眾多社會被污染,更大面積的泛濫著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素。這些東西又不斷的被共產黨加強和利用,從根本上變異了人的道德和社會。

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欲望。從它的自我原則為根本,它需要不斷披上不同的外皮。在這個持續危機鎖鏈的早期,中共附著在蘇共上,附著在國民黨上,附著在國民政府實體上,附著在國民革命上;在它奪取政權以后,中共附著在各種機會主義上,附著在民意民情上,附著在社會機制和手段上,附著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機,都作為黨發家的機會,加強其強制手段。

(二)一以貫之的邪惡是起家的「法寶」

共產黨稱革命勝利靠的是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國民黨根據自己的教訓,給共產黨加了兩條:宣傳和使用間諜。黨的各大「法寶」都貫穿著共產黨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

馬列從本質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黨人都不懂馬列。林彪曾說沒有幾個中共黨員真正讀過馬列。瞿秋白被公認為思想家,承認僅僅看過一些馬列皮毛。毛澤東思想是農民造反的山溝馬列主義。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姓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是甚么也不是的拼湊了。中共不懂馬列,只是從馬列中繼承了邪,又在其邪惡基礎上塞進了他們更邪惡的私貨。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統戰工作,是騙和短期收買的并用。統是為了戰,使共產黨從孤家寡人變成人多勢眾,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有統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敵、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該拉,哪些該打,甚么時候去拉,甚么時候去打。上一階段可以化敵為友,下一階段可以化友為敵。比如民主革命時期團結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消滅資產階級。又比如民主黨派領導人章伯鈞,羅隆基等在奪取政權時期中共需要他們幫腔,取得政權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黨是成熟的流氓

黨有軟硬兩面功夫。軟功: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洗腦,造謠欺騙,掩蓋真象,心理戰,制造恐怖氣氛,恐懼癥,健忘癥;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裝斗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斗,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黨制造恐怖的保證。

黨往往是軟硬兼施,時松時緊,外松內緊,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來將國民黨的軍,但在共產黨統治區內的知識份子王實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當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干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干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通過考驗知道你達到極限,也知道你是「忠于」黨的,于是過關了。黨總是這樣把你置于死地,欣賞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時,親切地出來給你一條好死不如賴活的路。若干年后,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輪功,感到很好。但一開始鎮壓,所有先前的記憶全回來了,再不敢說法輪功好。

類似的例子還有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監獄里不斷看見別人被殺,以為自己也要被處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動配合,自己洗腦,最后寫了《我的前半生》,成為中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產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為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這種心理學現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運用于對敵人以至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黨是最邪惡的

中共絕大多數總書記都曾經被打成為反黨分子。顯然,這個黨有自己的生命,是一個活的獨立的肌體。不一定是黨的領導人決定黨的方向命運,而是黨決定其領導人的命運。江西蘇區面對國民政府軍隊圍剿,連生存都成問題,卻一點不妨礙黨以打AB團的名義的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槍斃,或者用亂石砸死,要節省子彈。在陜北日本人和國民黨的夾縫里生存,卻進行了以延安整風為名的內部大清洗,殺人無數。如此大規模的內部反覆大屠殺,卻不影響其擴大勢力最終統治中國大陸,把這種自相殘殺模式從當年的小小蘇維埃擴展到全國。就像一個惡性腫瘤,在瘋長的過程中,核心壞死了,外圍還在不斷向健康的原生的肌體擴散。原來的肌體部份被滲透后,成長出新的腫瘤。不管一個人好壞,一旦進入中共,就成了破壞力量的一部份,越正直越認真,破壞性越大。毫無疑問,當這個肌體被徹底毀壞時也就是這個腫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腫瘤卻是一定要這樣的。

中國共產黨公認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文化人,不喜歡暴力,告誡共產黨人,如果強化國民黨內共產黨的政黨意識,對領導權有濃厚的興趣,必然會導致革命內部的緊張。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寬容之道。他是第一個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人。

另一位領導人瞿秋白認為共產黨應該親自去戰斗,去廝殺,去組織暴動,去摧毀任何一級可能摧毀的政權,用極度無序的辦法使中國社會恢復秩序。不料,瞿秋白臨死前坦承,我決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黨的領導人王明奉命于共產國際,主張聯合抗日,而不是擴大共產黨根據地。在黨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張聞天不能說服他們的同志,他們苦惱無法將實質一語道破:憑紅軍當時的實力,無力聚殲日軍一個師團,憑一時的沖動把隊伍拉出去拚,中國的歷史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了。在「舍身取義」的傳統文化主導的人文場中,毛澤東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來被定為先左傾后右傾的機會主義。

胡耀邦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冤假錯案平反,為共產黨賺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趙紫陽為挽救共產黨搞改革,最后也沒有好下場。共產黨的各屆新政又能做甚么呢?真正要改革共產黨,共產黨就會滅亡,共產黨給他們的權力馬上喪失合法性。靠一個機器自己生產出來的力改變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產黨的改革毫無可能成功。

黨的領導人都是壞的,革命怎么還能進行并且擴大?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黨的領導人都是悲劇收場,黨自己頑強的活著。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難怪共產黨員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就是不能與黨斗,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黨的一大奇觀。黨的這個錯誤是張國燾的,那個錯誤是四人幫的。毛澤東的三七開,鄧小平的四六開。黨卻從來沒有錯,黨錯了是黨自己糾正的,「向前看」,「不要糾纏歷史舊帳」。連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都墮變成社會主義溫飽,連馬列主義都被「三個代表」取締,連自己都可以罵。為了維護其統治,如果人們見到共產黨搞民主,開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間拋棄江澤民,平反法輪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個東西不會改變-那就是黨的集團目標、集團生存、集團權力的宗旨不變,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統治不變。

共產黨把暴力恐懼和高壓灌注成黨的理論綱領,化成黨性,黨的最高原則,化成領導人的靈魂,化成整個黨的運作機制和所有黨員的行動準則。黨是鋼性的黨,有鐵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全黨黨員的行動必須一致。

結語

是歷史的甚么力量選擇了共產黨?為甚么不選擇別的要選擇中共?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兩種勢力,兩種選擇。一種是舊的、邪的勢力,它要進行惡的、負面的選擇。另一種是正的,好的勢力,要進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選擇。共產黨是舊勢力的選擇。之所以選擇共產黨,就是因為它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成,是邪惡的集中代表。它最會利用并欺負人們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氣候。

共產黨宣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意味著甚么?1921年中共建黨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都證明沒有共產黨的血腥和狡詐,就沒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歷史上的其他任何團體,因為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編造的理論,根據中共的隨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動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與某些部份的群眾巧妙的連在一起,做出強力的解釋,通過每日每時的各種宣傳,將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論的外衣加以實施,以證明其永遠正確。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個集邪惡之大全的過程,毫無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說明中共政權沒有合法性。不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是共產黨強售其奸,靠了其無比邪惡的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把一個外來邪靈強加給了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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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004 1:27:16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