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上)
【希望之聲2012年7月2日訊】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大紀元11月23日訊】前言

提到暴政,中國人往往會聯想到秦始皇的苛政與焚書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漢書.食貨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征斂無度、賦稅奇重;好大喜功、濫用民力;嚴刑峻法、鄰里連坐;箝制思想、焚書坑儒。秦朝統治中國時,全國約有一千萬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二百萬人為役。秦始皇進而把嚴刑峻法施于思想領域,大肆禁錮思想自由,曾將非議朝政的儒生方士殺之千余。

與「狼虎之秦」相比,共產黨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所共知,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共產黨的統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對內對外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思想斗爭」之上。毛澤東自己也曾直言不諱:「秦始皇算甚么?他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還得要我們加以補充。」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步履艱難走過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后是怎樣利用政府機制,以階級斗爭為綱領來實行階級滅絕,以暴力革命作工具來實行恐怖統治的。它「殺人」與「誅心」并用,鎮壓共產黨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造神」運動拉開了大幕。根據共產黨的階級斗爭理論和暴力革命學說,不斷地消滅不同范圍和群體中的異己份子。同時,用斗爭加欺騙的手段強迫全國人民成為它暴虐統治下的順民。

一.土地改革 ── 「消滅地主階級」

建國僅三個月,共產黨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的農民斗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欲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同時,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份、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倍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與此同時,隨著土地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村有支部。黨支部上呈下達黨的旨意,他們往往是沖在階級斗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斗爭地主,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

在這期間,共產黨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欲為的政策使農民得到實惠,也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

對于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但九億農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會地位相對改善之外,他們被緊跟著的農工產品價格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貧困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急劇擴大,貧富懸殊,農村重新有人成為新地主、新富農。新華社發表的資料表明,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也就是說,農民在農業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 比1,擴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 ── 消滅資產階級

另一個要被共產黨消滅的階級是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工商改造中,共產黨宣稱: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對資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殺人」與「誅心」并用。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資產并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風血雨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在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訊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這樣在幾年內,共產黨就在中國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時,共產黨發動了鎮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三反、五反、肅反等一系列的全國大規模整人運動。每次運動共產黨都動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機制連同黨委、總支、支部,凡三人則成一戰斗堡壘,深入鄉村街道。無處不在,無事不管。這種從戰爭年代帶過來的「支部建在連隊上」的網絡式控制結構,在后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一直起著關鍵的作用。

三.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

建國初期發生的另一事件是對宗教的暴虐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全面取締。 1950 年,共產黨對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文件中指出,封建會道門組織乃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工具。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別是一貫道)、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并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于死刑或無期徒刑。

這次運動打擊了廣大信神向善、遵紀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三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在廣大的城鎮鄉村,幾乎每戶都遭到盤查,連農民供的灶王爺也被砸碎。在殺人的同時,更進一步確立了只有共產黨的思想體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體系,只有共產主義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從此以后,便有了所謂的「愛國」信徒。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實際上,無論老百姓信的是甚么教,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黨是高于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準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甚么,你就得說甚么;黨需要你做甚么,你就得做甚么。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么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對象。

有兩萬多名基督徒對中國二十二個省、二百零七個大小城市的五十六萬名家庭教會基督徒進行了走訪調查, 證實在家庭教會信徒中有十三萬人被監視居住。僅在1957年之前, 就有一萬一千多名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

至此,共產黨在中國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迫害了廣大城鄉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斐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1957年,共產黨在中國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于把他們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 的意思。

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后算帳」。結果一場反右斗爭劃定了五十五萬名「右派份子」。二十七萬人失去公職。二十三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人把共產黨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那么,引起這么多右派和反黨分子近三十年流放邊遠寒苦地區的「反動言論」究竟是甚么呢?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范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這幾個人都明確表示了愿意跟著共產黨走,提的意見也都沒有越出魯迅所描述的「老爺,您的袍子臟了,請脫下來洗一洗吧」的范圍。

劃成「右派」的人中并沒有人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不過是批評、建議。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至此以后,一部份學者形成了墻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共產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五.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反右之后,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共產黨強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直到大饑荒席卷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為馬,并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后,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于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了解歷史并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七百七十三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志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于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 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干。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 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四十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凈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甚么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布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 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后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后入黨的,有二萬多人是入黨后殺人的,還有與殺人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么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 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區十個縣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級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后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制造了三十五萬余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十一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干。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么文化革命中這種你斗我,我斗你,并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甚么?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甚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么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甚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斗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 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制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