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上)
【希望之聲2012年7月6日訊】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大紀元12月1日訊】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甚么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系;「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系。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筑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后物價飛漲、文革后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采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斗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于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栗中接受對手過于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嘗嘗「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系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制造恐怖而殺人,那么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并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并且在中共建政后甚么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于「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采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后,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的總和。

與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不但大肆屠殺民眾,對其內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極其殘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戰勝了「黨性」的異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嚇人民,也需要恐嚇自己人,以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斗堡壘」。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文化中充滿了人與人的關懷和愛,對生命的敬畏和對神的感恩。東方人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說「要愛人如己」。唯有共產黨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為了維持一個「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動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殺人,還要挑動群眾互相殺。讓人民在不斷的殺人中學會漠視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種種非人的殘忍暴行面前,變得習慣與麻木,使得僥幸逃過暴行成為最值得慶幸的事,從而使中共的統治可以憑藉殘酷鎮壓得以維系。

因此,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斗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殺人如麻

毛澤東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們對于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換句話說,早在中共進北京之前就已經下定了實行「暴政」的決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專政」。以下僅列舉一些運動為例。

(一)、鎮反與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

與歷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臺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說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于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于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計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于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至于說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中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鎮反」運動同時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實際上,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領區開始「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后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斗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本來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采用臺灣政府那種贖買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無產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東西,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

土改時最常見的殺人方法是斗爭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后問臺下怎么辦。臺下也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份子,領頭高喊「該殺!」,于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當時農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為「霸」,經常欺壓百姓的叫「惡霸」;經常修橋補路興學賑災的叫「善霸」;甚么也不做的叫「不霸」,這種劃分并無實質區別,因為不論哪一「霸」的結局常常一樣——當場處死。

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

這種「鎮反」和「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于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鎮反」和「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和鎮反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說「鎮反」和「土改」主要針對農村基層的話,接下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城市中的屠殺運動。

「三反」是從1951年12月開始的針對中共內部干部腐化而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當時也處決了腐敗干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其干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于是在次年一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閑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尸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余人被牽連,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后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殺或失蹤。

(三)、大饑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運動是「大躍進」之后的大饑荒。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四千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實際上海內外學者對餓死人數的估計在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之間。

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由于「大躍進」使全民煉鋼,大量莊稼拋灑在地里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卻「爭放衛星」,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甚至一手導演炮制了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正好廬山會議后,中共在全國「反右傾」,為體現其一貫正確,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征購,結果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征購數量就誣蔑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

賀亦然曾經說:不管柳州地區餓死多少人,也要爭個第一!有的農民被搜刮得家里僅剩藏在尿罐里的幾把米。環江縣馴樂區委為讓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甚至下令「滅火封鍋」。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連野菜和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過去大饑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但中共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甚至在饑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并誣蔑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后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一戶地死絕。

中國歷史上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統治時期卻出現了這樣的故事。活著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還將外面來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殺了吃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后,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

這樣的人倫慘劇到底發生了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卻知道造成這無數人倫慘劇的罪魁中共卻把它變成了黨領導人民抗擊「自然災害」的頌歌,并繼續號稱自己「偉光正」。

1959年廬山會議,為民請命的彭德懷遭到整肅,一大批敢于說出實話的干部被撤職、關押、審查,到大饑荒發生時已經無人敢說真話,幾乎全都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掩蓋餓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肅省在陜西主動提出支援他們糧食時還以糧多得吃不了為藉口拒絕了。

此次大饑荒也是對中共干部的一場檢閱,按照中共的標準,這些干部當然都是「合格」的,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寧可看著數千萬人餓死,也不說實話,相信再也沒有甚么人情天理會成為他們跟黨走的良心負擔了。大饑荒后,肇事的省級干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幾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后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

(四)從文革、「六四」到法輪功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一文報告了這樣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斗中死亡23萬7千余人,703萬余人傷殘;7萬1千2百余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志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七百七十三萬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贊、吳□(日含)、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對「階級敵人」的虐殺就極其殘酷和野蠻。

「改革開放」卻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海外很多記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將坦克追著將學生壓成肉醬的屠城錄像在海外電視臺播出。

十年之后,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鎮壓法輪功。到2002年年底的時候,大陸的內部消息即指有超過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殺七個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殺人數量遠遠不像過去龐大得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但是實際上這出于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是人民被中共的黨文化異化得更加犬儒;另一個是中共由于巨額貪污和盜用國庫已經造成「輸血型」經濟,外資成為維持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對「六四」之后的經濟制裁記憶猶新,深知此時明目張膽地殺人會導致外資撤離,從而危及其統治。

但是中共背地里卻沒有停手,只是在極力掩蓋血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