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之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上)
【希望之聲2012年7月6日訊】【九評之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

前言

喧囂一百多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帶給人類的只有戰爭、貧窮、血腥和專制,隨著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崩潰,這場為害人間的荒誕劇在上個世紀末終于走入了尾聲,從老百姓到黨的總書記都再也沒有什么人相信共產主義的鬼話了。

既不是「君權神授」,也不是「民主選舉」的共產黨政權,在其賴以生存的信仰徹底破滅的今天,其執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不愿順應歷史的潮流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而是施展在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積累的集邪惡之大成的各種流氓手段,開始了又一輪尋找合法性、圖謀起死回生的狂亂掙扎。

改革也罷,開放也罷,中共的目的只是為了死死維持其集團利益和獨裁政權。中國最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人民在仍然受到嚴密束縛下取得的辛勞果實,不但沒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竊為執政合法性的資本,讓其一貫的流氓行徑更具欺騙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傾其全力,摧毀著整個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圖把中國人都變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來給中共提供「與時俱進」的生存環境。

為了民族的長治久安,為了讓中國早日步入沒有共產黨的時代而重塑民族的輝煌,在歷史的今天,認清共產黨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變得尤為重要。

一·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從來沒有改變

(一)共產黨的改革是為了誰?

歷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機時,都會表現出一些改善的跡象,誘發人們對中共的幻想。無一例外的是,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滅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櫥窗式經濟繁榮假象之下,人們對共產黨又產生了幻想。但是,共產黨自身的利益同國家民族利益的根本沖突決定了這種繁榮不可能持久,其許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維護中共的統治,只能是換湯不換藥的跛足改革。畸形發展的背后潛伏著更大的社會危機。危機一旦暴發,國家和民族又將受到巨大沖擊。

隨著中共領導人的世代交替,他們不再有打天下的資歷,也越來越沒有坐天下的威信。但是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在合法性的危機中,維護它的集團利益卻越來越成為維護個人利益的根本保障。這種以私為本而又無所約束的政黨,人們幻想它能在不折騰中發展不過是一廂情愿的事情。

我們看看中共的《人民日報》是怎么說的:

「歷史的辯證法教會了中國共產黨人:應該變的,必須改變,不變則衰;不該變的,決不能變,變則自我瓦解。」(2004年7月12日頭版)

什么是不該變的?「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2004年7月12日頭版)

人們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點到底是什么,但是,誰都明白共產邪靈維護其集團利益和獨裁專制的決心是死不悔改的。誠然,共產黨在世界范圍內潰敗了,那是共產主義行將就木的定數。但是,越要敗亡的東西,越具有垂死掙扎的毀滅性。同共產黨談改良民主,無疑與虎謀皮。

(二)「沒有共產黨,那中國怎么辦?」

在共產黨走向衰敗的時候,人們意外的發現,邪靈附體的中共幾十年來靠著千變萬化的流氓手段已經把共產黨的邪惡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當年,多少人在毛澤東的遺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復著一句話,「沒有了毛主席,中國怎么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二十幾年后的今天,在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合法性」之時,中共新的媒體宣傳又同樣使人們發出了「沒有共產黨,那中國怎么辦」的擔憂。

事實上,中共無孔不入的統治方式,讓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思維方式,甚至判斷中共的標準,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說過去是靠灌輸來控制人們的思想,現在就是中共收獲的時候了。因為那些灌輸的東西已經被消化,已經演變成人們自己的細胞,人們自己就會主動按照中共的邏輯去思考,去設身處地從中共的角度出發來論證事情的對錯了。六四開槍,有人說,「我要是鄧小平,我也用坦克鎮壓」;鎮壓法輪功,有人說,「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徹底鏟除」;禁止言論自由,有人說,「我要是共產黨,也得這么干」。真理和良知沒有了,只剩下共產黨的邏輯了。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陰險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中共的這些毒素,中共就會從中吸取能量而維持其流氓生命。

「沒有共產黨,那中國怎么辦?」這種思維方式,正是中共夢寐以求的,讓人們用它的邏輯來思考問題。

中華民族在沒有中共的情況下早已走過漫漫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世界上任何社會也并沒有因為一個王朝的覆滅而停止前進的步伐。可是經歷了數十年中共統治之后的人們對這些已經麻木了,中共長期的宣傳,把黨比作母親的教育,無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們已經想不起來要是沒有了中共,我們該當如何生活了。

沒有了毛主席,中國并沒有倒下;沒有了共產黨,中國就垮了嗎?!

(三)誰是真正的動亂之源?

很多人對中共的流氓作為有相當了解和反感,厭惡共產主義那一套整人騙人的東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運動和挑起的動亂搞怕了,害怕中國亂。一旦中共用「動亂」的名義來威脅百姓,人們出于對中共強權的無奈,常常只好默認中共的統治。

事實上,擁有幾百萬軍隊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國真正的「動亂」之源。老百姓沒有理由去「動亂」,更沒有資格去「動亂」。只有逆潮流而動的中共,才會草木皆兵,把國家拖入動亂。「穩定壓倒一切」,「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成為中共鎮壓人民的理論基礎。誰是中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就是搞專職暴政的中國共產黨。搞動亂的中共,反用「動亂」來要脅人民,流氓從來就是這樣做的。

二·經濟發展成為中共的祭品

(一)盜用人民辛勤勞動創造的成就

中共自認的「合法性」就在于這二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事實上,經濟的發展正好是中國人民在中共的束縛中被稍稍松綁后一點一滴建設起來的,同中共毫無關系。但是,中共卻宣傳成是它的功勞,還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沒有中共,就沒有這一切。大家知道,在許許多多其他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奧運會奪了金牌,運動員要感謝黨,黨自己更是當仁不讓地把虛假的「體育大國」的冠冕作為歌頌黨的英明領導的資本;中國被「非典」折騰得夠嗆,最后卻說「靠的是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才戰勝了病毒(《人民日報》語);「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員的貢獻,卻被中共當作只有它才能領導中國人民擠入世界強國的證據;就連那個2008年的奧運主辦權,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勵中共人權改善的橄欖枝,卻被中共當做為其「合法性」貼金、大肆鎮壓民眾的借口;外國人看好的「巨大市場潛力」,原本來自13億中國人民的消費能力,卻被中共據為己有,作為要脅西方配合中共統治的銳利武器。

但凡壞事都是反動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則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來為其統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連有些壞事,中共也可以讓其壞事變好事來為它服務。例如,在被中共嚴密封鎖的愛滋病泛濫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搖身一變,精心布置,動用從知名演員到黨總書記的宣傳攻勢馬上把罪魁禍首的中共裝扮成了患者的福音,愛滋病的克星,人類疾病的挑戰者。多么人命關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來粉飾它自己。這種明搶暗奪、草菅人命的行為,也只有中共這樣的流氓才能做得出來。

(二)短期行為導致「后發劣勢」

面臨著嚴重「合法性危機」的中共,為了維護統治而推行的改革開放,急功近利,使中國落入了「后發劣勢」。

「后發劣勢」或「后發優勢」的概念是說,落后國家由于發展比較遲,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就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國家會傾向于技術模仿。技術模仿雖然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看到發展的效果,卻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導致長期發展失敗。

中共正是走的這條「后發劣勢」的失敗之路,這二十幾年的「技術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這些成就作為向老百姓證明它的執政「合法性」的資本,從而進一步抵觸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體制改革,寧愿犧牲民族的長期發展利益。

(三)中共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經濟進步,實際上中國經濟在世界的地位還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時期,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占全世界的51%;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初年,中國GDP產值占全世界的27%;民國11年時,GDP仍然達到12%;中共建政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國的GDP占全世界還不到4%。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中共則基本是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

中共如今為了執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維護黨的集團利益至上的跛足經濟改革,卻讓國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資源榨取性的過度消耗甚至浪費的基礎之上,并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中國的GDP數字里有相當一部份是靠犧牲后代的機會獲得的。2003年中國貢獻世界經濟總量不到4%,對鋼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卻占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新華社 2004年3月4日報導)。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國每年沙化土地面積從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國人均耕地近2畝,2003減少到1.43畝,在轟轟烈烈的「圈地」熱潮中最近幾年全國耕地就減少了1億畝,而圈起來的土地利用率僅占43%。中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 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適合人類和牲畜飲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中國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突出。這樣的增長,中國甚至整個世界都承受不起(新華社2004年2月29日報導)。沉醉于眼前的高樓大廈的人們,對于越走越近的生態危機也許還茫然無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報復人類的時候,那對中華民族的打擊將會是災難性的。

對比拋棄了共產主義以后的俄羅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同時進行,在經歷了短暫的痛苦之后,開始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羅斯GDP 累計增長29.9%,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羅斯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俄羅斯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十七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八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十大投資地之列。

就連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中貧窮落后種族沖突不斷的印度,從1991年經濟改革以來,發展明顯加快,經濟每年增長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較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健康的金融系統,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穩的國民心態,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一個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國家。

相反,中共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經濟繁榮假象之下,阻礙「制度進化」的自然選擇性。這種不徹底的半吊子改革,讓中國社會愈加畸形化,社會矛盾愈加尖銳,人民今天取得的發展沒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權階層更是在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中,借用權勢,中飽私囊。

(四)中共對農民的一次次欺詐

中共的天下是靠農民打下來的,老區的百姓更是為中共奉獻了一切。但是,中共奪權后,農民卻受到了嚴重的歧視。

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極不公正的制度:戶籍制。強行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一個國家無端制造出兩級分裂和對立。農民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救濟,沒有退休,不能貸款。農民是中國最貧苦階級,卻也是賦稅最沉重的階級。農民要交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此外還要交公糧、農業稅、土地稅、特產稅、屠宰稅等等。而各種攤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這些稅費,「非農業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溫家寶發布了「一號文件」,揭示出中國農民、農業、農村面臨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嚴峻時期,多數農民收入出現徘徊甚至減收,越來越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在四川東部的一個林場,上級撥款50萬用于植樹造林。林場領導先吞下20萬給自己,其余的30萬承包下去,一層一層克扣,最后所剩無幾的錢分給了真正去造林的當地農民。政府不用擔心農民嫌錢少不去植樹,因為太窮了,再廉價,農民也一定會去干。「中國制造」的東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樣的道理。

(五)用經濟利益要脅西方國家

很多人都認為貿易往來能夠促進中國人權、言論自由、民主改革。經過十幾年下來,證明這完全是一廂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則,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國變成了人際關系、行賄受賄、貪污腐敗。許多西方大公司成為在中國為腐敗推波助瀾的急先鋒,更有的成為中共踐踏人權、鎮壓人民的掩護體。

打經濟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體現。中國的飛機定單是給法國還是美國?這完全要看誰在人權言論等方面有沒有對中共說三道四。中國的經濟利益把為數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緊緊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網絡公司為中共封鎖互聯網提供專門產品;一些門戶網站為了登陸中國,自動要求「自律」,過濾中共不喜歡的信息。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止2004年4月底,全國累計合同利用外資金額為9901.3億美元。外資為中共經濟大輸血的作用,可見一斑。而在這輸血的過程中,外資并沒有把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作為基本的原則帶給中國人民。外商和外國政府的「無條件」配合和有些國家獻媚的討好反而成為中共用作宣傳的統治資本。在經濟的表面繁榮的幌子下,官商勾結,瓜分國家財產,阻礙政治改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