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一: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 -否定傳統文化 (3)

2012-07-07|来源:

【希望之聲2012年7月7日訊】3. 否定傳統文化

正如緒論中所描述的那樣,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半神文化。神傳文化反映在中華文化的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間生活當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國人把社會倫理作為一種信仰,忠孝仁義,是確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標準。

在中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足以使單個的人無法在社會中繼續存在。詩經《周頌》有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遠是非常地嚴肅。在中國古代,神靈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隱藏在“天”的后面,中國人堅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終裁判者,無疑是“神”。

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后,中國民間遂逐漸堅信天堂地獄和輪回轉世、善惡有報。這些觀念和中國人對倫理的堅持形成一個共同的價值基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中國文化中更為重要的部分,由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承擔。這一部分,以歷史作為鑒往知來和預知盛衰興替的基礎。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重視歷史。從中華民族創造文字之初,記述歷史就成了歷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倉頡就是軒轅黃帝的史官。春秋亂世,齊國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個被殺了頭,只為了寫下一句真話:“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竹簡寫字十分不易,司馬遷硬是在受了宮刑后,藉著昏暗的油燈在竹簡上寫了五十多萬字的《史記》。自漢代以降,“隔代修史”的傳統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有著連續而準確的信史的國家。

歷代修史之人都為當時之大儒,要求兼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記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類的評論,這類評論體現了作者站在儒家觀點上對一件事情的是非評斷。因此,中國的史書不僅僅記錄了真實的歷史事件,也不僅僅是包括了當時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業、兵法、音樂、科學等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統。

這種儒家的歷史觀承載了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也是中共一開始就要立即消滅的對象。而共產黨消滅中國文化的一大武器,是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發展解釋為“階級斗爭”的結果和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矛盾的結果,并“預言”無產階級將在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建立政權,而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然就成了掌權者。按照這種階級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識份子無論作過多少好事,因為代表了剝削階級,所以都應該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動造反者,無論他們殺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婦女,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或被壓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贊揚;而歷代為民請命的清官,卻被中共認為緩和了“階級矛盾”,延續了所謂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受到比那些無惡不作的貪官更嚴厲的批判。

中國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善惡有報”,認為富貴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為積下的因果。無論是富貴還是貧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產黨“階級斗爭”史觀所灌輸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包容的文化,儒釋道三教并存,儒家學說中,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與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禪宗、凈土、天臺、華嚴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國文化和睦相處。這都顯示出中國人海納百川,以和為貴的精神。在中國從未發生過不同宗教之間的戰爭,和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戰爭。

這種包容思想與中共的斗爭思想截然對立,因此是必須消滅的對象。
中共并非為“斗爭”而斗爭。這里至少有兩個目的:人們在互相的斗爭中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趙高“指鹿為馬”的權術。承認“指鹿為馬”的趙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語的人顯然良心未泯,趙高要加以排斥;反對者都被趙高殺掉。然而,趙高的“指鹿為馬”只是宮廷權術,而中共的“指鹿為馬”卻成了強迫全民參與的“大眾文化”。

如“土改”、“鎮反”、“工商業改造”、“戲劇界的改制改人改戲”等諸多運動,都是一次次“指鹿為馬”的檢驗。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為斗爭對象。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為本,孔子主張“仁”與“信”。而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假、惡、斗”的歷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過的檔案法第十九條規定,一般檔案超過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閱,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開放涉及抗日、內戰、鎮反、土改、大饑荒等歷史檔案、不敢公布毛、周與斯大林簽訂的中蘇密約,無非是害怕用謊言掩蓋的罪惡曝光而已。

唯物主義對于精神領域顯得非常蒼白無力。其中“美”就是一個例子。雨后的彩虹,夕陽下的晚景,在唯物主義中只能被分析成為電磁波的不同光譜;愛情,被歸結為人類自身荷爾蒙的變化;人類的高貴情操,則被理解成瑣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從本質上來說,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產黨統治的障礙,以至于中共發明了一個常含負面意義的詞匯——“人性論”。黨員需要以“黨性”壓過“人性”,對于普通人來說,“人性”也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

在中共的文藝宣傳中,曾經高舉“禁欲主義”的大旗,否定愛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經從“禁欲主義”進行了180度的大轉彎,變成鼓勵“縱欲主義”。這些看似與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卻出自于同樣的原因——過去讓人禁欲的目的是為了讓人效忠共產黨,讓黨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產意識形態破滅,中共鼓勵人沉迷于黃賭毒、一夜情、包二奶,則是為了淪喪人的道德,在縱情的享樂中無暇反對共產黨。這樣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維護中共統治的目的則一以貫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倫理,這種家庭倫理關注的是親情,是仁愛。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則是以階級感情來取代親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說道世間只有骨肉的情義重,依我看階級的情義重于泰山”。所謂“親不親,階級分”。互相成為“同志”者,即成為革命大家庭的一員,反之則是堅決鎮壓的對象。是“同志”還是“敵人”,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劃分了一切社會關系,凌駕于親人或朋友關系之上。當階級斗爭需要時,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檢舉、批斗、毒打自己的親人來表示自己階級性強于人性,向黨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傳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類似的歌詞充斥中國。仇恨是共產主義的動力之一,也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共產主義情感,仇恨的反復灌輸成為中共各種群眾運動的動力所在。人類普世的同情、關愛、善良等等,因此成為共產主義天然的敵人,必須加以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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