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二:系統的思想改造 第2集-批判知識份子

2012-07-07|来源:

【希望之聲2012年7月7日訊】(2) 批判知識份子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中國傳統文化給知識份子提供大顯身手的歷史舞臺,群星璀璨,人杰地靈。

改造知識份子也被中共視為極其重要的一步。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簡言之就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更遑論普通民眾。中共不認同知識份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但需要以知識份子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
掌握政權,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就談到,對知識份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 。毛所謂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學校組織教師學習政協三大文件、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論之外,從1951年秋天開始,組織大批知識份子參加或參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這一場場的血腥運動讓許多知識份子看到了共產黨的殘忍和兇狠,許多人的脊梁骨那個時候就嚇軟了。1952年1月,全國政協常委會做出《關于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即讓被改造后的知識份子把中共給他們灌輸的思想推向全國,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廢科舉后,知識份子中的很多人轉而去依附政黨。這個過程是個痛苦的過程,也是知識份子“主動”進行思想轉變的過程。這種轉變當然不會被中共認為已經足夠,因為知識份子盡管認為他們需要高揚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而儒家的絕大多數修身立命之學仍可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在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將知識份子一筆劃進“小資產階級范疇”。在那個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這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就足以讓知識份子抬不起頭來。

中共通過宣傳機器歌頌工人和農民,將他們的知識匱乏當做是革命的動力,宣傳“樸素的階級仇恨”加上共產黨的引導就足以使革命走向勝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識份子被電影賦予了符號化的臉譜——戴一副眼鏡,畏畏縮縮;他們拘泥書本,看不起群眾,做事主觀等等。

1958年由成蔭導演的《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嚴厲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識份子在沒有一個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給以批評教育的情況下,居然堅持原則,在建設中發揮自己的才干,這是取消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沒有寫知識份子的‘軟弱性、動搖性、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缺點,……這是美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第三,……表現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響才導致急功近利……這是‘往工人階級臉上抹黑’。”第三點的原因也是挑撥工人與知識份子的關系。

這些對知識份子的污蔑宣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識份子一直是社會思潮的領導者,一直是社會問題的發言人,一直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論述者,當知識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也就被隨之顛覆了。在群眾眼中,知識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對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對象。

如果說上述的誣蔑還屬于“名譽上搞臭”,卡住知識份子的飯碗則是“經濟上截斷”,從反胡風運動到反右、文革則是“肉體上消滅”的一部分。

許多同中共在奪取政權年代出生入死,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為自己是開基立業的功臣,因此“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也會讓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宏大的抱負得到施展的機會。在鼓勵鳴放的“真情”邀請中,這些“士為知己者死”的高人義士,一個比一個正氣凜然,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當人們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為,“黨天下”的真實含義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著名文人,無論是愛國歸來的留學博士,還是攜財從共的資本家,從部長、教授、文學家、總編輯、記者的位置紛紛被扔進共產黨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沒能從冰冷的現實中弄清楚這“民主”和“獨裁”如何能被中共結合成“人民專政”。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舍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都隨著這末代鴻儒博學之士孤獨的死去永遠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人們恐懼的看到,積極懸掛人間天堂誘餌的中共黨,首先建立的是人間地獄。

那些能夠幸存下來的人,從此戰戰兢兢,不敢再提傳統的價值,不敢再堅持知識份子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馮友蘭、郭沫若,僅僅因為毛澤東的一句批評便嚇得趕緊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對于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于生命。這種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

“知識份子”曾經是一種道德的同義詞,表達的是清貧、正義、知識、涵養、不趨炎附勢的社會形象。到江澤民時候,黨的官場上出現了這樣一種角色——“政治化妝師”。與文人的正統迥異,他們在政治舞臺上是抬轎子、吹喇叭的匠人,輔佐的不是圣賢之君,而是雞鳴狗盜的江澤民之流。

在一片機槍坦克屠殺造成的血污中、在國際社會一片制裁和譴責的聲浪中上臺的江澤民需要
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這幫文人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他們不僅從政治上葬送了國運,而且從道德上沾污了知識份子必須具有的清白。

時至今日,中國的“專家學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繼承了深厚正統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知識份子,其中絕大多數經過中共無神論、斗爭哲學、社會發展史洗腦,他們只是掌握了科學技術的專業人員,對正統的儒釋道文化并未做過深入研究,更未將其融入生活。

此時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標語,做著“黨恩浩蕩”的表演,偽知識份子則不遺余力地編造繁復理論去論證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種社會悲劇的合理性。中共成功營造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鐵三角,需要的就是象何祚庥這樣面對死于礦難的礦工說“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了”的“知識份子”。

還有一些受黨文化污染嚴重的知識份子,雖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憂國憂民之心,苦無報國安民之路,無奈中只能爭取“體制內”身份,要求“體制內改革”,凡事尋求“體制內解決”。“體制內解決”無非是首先向共產黨稱臣,承認共產黨和黨文化對自己的控制權和任意使用權,進而取得一點點可憐的發言權。在沒有選擇的社會環境中,一些浸泡在蘇聯文學和共產黨著作中長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藥,難以放棄對共產黨的理想心結,為社會不公吶喊之余,卻無法幫助人們弄清中共才是萬惡之源。這些人對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實乃用個人的德行遮蓋中共的丑陋,延緩行將就木的中共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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