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 第1集-緊抓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

2012-07-07|来源:

【希望之聲2012年7月7日訊】文化是一個人群的穩定的心理和行為模式,一種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權以后,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里,給中國人的思維、語言和行為模式打上了鮮明的烙印,制造了一個遍及中國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黨文化。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共產黨是人類歷史的異類,其指導思想有違人的本性,不可能從任何正統文化中自然推演出來。也就是說,一個受傳統文化滋養長大的人,不可能自動地具有共產黨所宣揚的變異觀點。黨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長期灌輸的結果。

這種灌輸是強制的、全面的、徹底的、高強度的、不間斷的,又是狡猾的、偽善的、隱蔽的、不斷變形的,以暴力為依托、以利益為誘餌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場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視宣傳灌輸為自己的生命線,幾十年來發展出系統的理論、繁復的制度、精致的技術和大量的“人才”,再輔以周期性的政治運動強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緊緊抓住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造假宣傳;強制人民讀馬恩列斯毛的書;控制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用學生的教科書歌功惡黨,讓人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泡在黨文化中;利用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多種文藝形式,正面烘托黨代表人物,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等等。這種灌輸是如此系統,如此精致,如此無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時候人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思想被灌輸、被洗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言語、行為和思維都與中共的灌輸密切相關。

系統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輸手段有助于我們認清黨文化的建立過程、本質特點和畫皮千變的內在機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輸手段是解體黨文化的重要一步。

1.緊抓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

槍桿子和筆桿子是共產黨的兩大生命線,列寧曾經把這種斗爭手段概括為“恐怖主義”加上“意識形態”。中共繼承了蘇共的邪惡基因,把“騙”字訣用得更加得心應手。劉少奇在1951年一次講話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黨從最初建立起,就是全黨做宣傳的。……以后,更要這樣做。”中共的宣傳機器在中共對民眾進行洗腦灌輸、建立黨文化的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政治運動與常規時期

(1)在政治運動中灌輸

發動不間斷的政治運動是中共政權與正常的人類政權最大的區別之一。這是因為共產黨的所謂“黨性” 是和人性截然對立的,一旦環境寬松、控制減弱、與外部正常社會接觸增多,黨員和人民群眾中就會出現人性復蘇的情況,中共則面臨著“黨心”渙散、難以維持的局面。因此,對于中共來說,周期性的政治運動也就成為必然。

因此,中共利用宣傳機器灌輸黨文化也可以分政治運動和常規時期兩種情況。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中共的核心領導層都把控制宣傳機器(報刊、廣播、電視等)當做“頭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過具體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稱為“閻王殿”受到沖擊,全國范圍內表面上一度出現“無政府”、“天下大亂”的景象,但掌握實際權力的中共核心集團從未放松對重要的宣傳機器(如被稱為“兩報一刊”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控制。

在常規時期,中共的宣傳灌輸遵循如下模式:黨魁定調-政治局決議-中宣部貫徹-各級職能部門和喉舌執行。而在危機時期,中共黨魁往往繞開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體,一手緊握屠刀(軍隊、警察、特務系統),先斬后奏,造成既成事實,過后則以“黨性”要挾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輿論,于是黨性一次次戰勝人性、一步步滅絕人性,直至全體黨員和整個社會都屈服在“黨”的變態意志之下。

毛、鄧、江分別在不同時期,跳到前臺,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報刊發表社論,為政治運動定調。1957年反右運動“引蛇出洞”以后,毛澤東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開始了對數百萬知識份子的嚴厲整肅,這場被毛稱為“陽謀”的“反右運動”徹底摧毀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為1989年學生運動定性的“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也是在當時實際掌握權力的鄧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籠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惡首江澤民接受法國《費加羅報》采訪,將法輪功稱為×教,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表文章《“法輪功”就是×教》,江澤民失去理智的咒罵從此凌駕于憲法法律之上。

中共在政治運動中的宣傳灌輸往往伴隨著狂熱的政治動員和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這種大規模的輿論攻勢切斷了人的正常信息來源,使人們根本無法進行獨立的思考判斷。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輿論的“引導”,并以為那是自己的獨立思考的結果。即使有少數頭腦比較清醒的人,面對中共暴力機器和“群眾專政”的巨大壓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今天的中國人都會覺得中共前幾十年的政治運動荒謬可笑。可是,如果從灌輸黨文化這個角度來看,這些運動非常“成功”地達到了它們的目的。這是因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灌輸,人們無法正確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輸的觀念。人們“告別革命”,只是告別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黨文化內涵卻幾乎原封不動地留存下來。今天人們固然不再唱“語錄歌”、跳“忠字舞”、熱衷于大鳴大放、文攻武衛,可是中共的政治運動強化灌輸的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斗爭哲學仍然被中國人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根本無須證明的普適“真理”,敬天信神被稱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內涵的傳統文化或者被當成裝點門面的飾物、或者被當成賺取鈔票的工具,人們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國民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中共被迫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作出些許讓步。但在關系到中共集團生存目標的意識形態領域,它從來沒有放松過。鄧小平曾說,“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從來就沒有‘放’,當然也談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閉得像高壓鍋一般的共產流氓小國古巴和北韓,胡錦濤還羨慕不已,說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一貫是正確的”。在新的形勢下,中共一方面繼續嚴防死守、圍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與時俱進”,變換花招,其宣傳策略變得更精致、更靈活、更有欺騙性了。雖然從80年代到現在,中共又接連發動了“整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運動”、鎮壓法輪功等一系列的運動,可是人們并不覺得自己身處政治運動之中,仿佛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黨文化灌輸已經達到了讓被灌者不知不覺、心甘情愿、甚至樂此不疲的程度。

(2)常規時期的灌輸由中宣部統籌實施

英文里的“宣傳”(propaganda)一詞,和洗腦、欺騙聯系在一起,是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只有在法西斯和共產黨的詞典里,“宣傳”一詞才具有正面的意義。遍尋往古來今的政治體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產黨政權體系當中,才有“宣傳部”的一席之地。“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維護自己國際形象的需要,把宣傳部的英文名稱改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質沒有絲毫改變。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中宣部,是中共對中國媒體和全民精神控制的專門機構。

幾十年來,中共始終把完全控制意識形態領域作為其黨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中共通過中宣部掌控全中國的輿論導向,貫徹傳達“黨”的意志,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對民眾進行反復洗腦宣傳,把全民思想統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圖上來。中國的兩千多家報紙、近萬種期刊、上千家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幾十萬個網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級宣傳部負責管理。

眾所周知,中宣部并沒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為意志,以中共的集團生存為目標,以共產黨的利益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說來簡單,那就是一面封殺真實,一面制造虛假以取代真實。
我們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殺真實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發給新聞媒體的一道禁令,共列舉了三十五個“不許”,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許擅自報導農村稅費改革”,“不許對重大疫情、病情進行渲染報導轉載”,“不許對重大安全事故隨意報導”,“不許報導私營企業主入黨”,“不許報導和轉載狀告各級黨委的政府事件”、“不許過度渲染貧困和暴富分紅”,“不許報導希望工程存在的問題”,“不許在媒體運用‘封殺’一詞”,“不許提新聞輿論是第四種力量或權力”、“不許刊發錯誤言論和不正確觀點”,“不許集中進行批評性和負面報導”,“不許對民族宗教等領域進行隨意報導”,……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區傳媒下發至少一百多條(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級宣傳部每年平均向媒體發出的通知、禁令超過二百三十條(次),其中發禁令最多的上海、廣東、四川、山東、湖北、湖南、河南,這些省市的宣傳部每年向轄內各媒體發出的各種禁令通知書超出三百一十條(次)。就是說,這些地方的媒體幾乎每天收到一條禁令。

為加強對傳媒的控制,中宣部設新聞閱評協調小組,監控中央和地方主要傳媒的動向,并定期向上報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宣傳部或新聞局聘用大批“新聞審讀員”,專門負責監控傳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問題”。由中宣部新聞局負責審讀的出版物僅報紙類就達一百余份。

可能有人會說,以中國之大,除了這些禁忌話題以外,可供報導的事件還有很多。可是,中共慣于“攻其一點,不計其余”,朝頒夕改,無限上綱,所有黨不喜歡的言論都可能被貼上“錯誤”的標簽。這些禁令正因為措辭模糊、沒有規律可循(“不許隨意評點……”、“不許過度吹捧……”、“不許刊發錯誤言論和不正確觀點”),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懾作用。媒體從業人員唯恐觸犯雷區,于是只好自我設限、寧左勿右,每個人都充當自己的新聞檢查員。那些有幸通過檢查的新聞,已經“政治正確”得幾乎沒有任何閱讀價值了。

中宣部同時不遺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種“真實”,通過給百姓虛幻的滿足感和安全感來維護其黨的穩定。和諧、反腐、愛國、小康、五個一、三代表、八榮八恥、學習、加強、成績、高舉、里程碑、先進性、闊步前進、偉大勝利……鋪天蓋地的黨文化造假宣傳,把民眾和中國的真正現實幾乎全面隔絕開來。失業工人和進城農民工的悲慘處境、被強制拆遷而無家可歸的城市居民、貪污腐敗、官商勾結、警匪勾結、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狀況和不斷惡化的人權狀況,這些嚴重威脅民族生存的可怕現實,或者被完全擋在人民的視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發展中的問題,只能在進一步發展中解決”。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的來源。中宣部的各種禁令和設限導致信息完全被中共過濾,民眾無法從中得到真實的消息,進行獨立的思考。同時人們不得不時時吸食被中共黨文化浸泡的信息,順著黨文化的思路進行反應和批判。久而久之,人們對這種灌輸習以為常,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經被黨文化洗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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