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 第8集-聽黨的話給人們帶來了什么
【希望之聲2012年7月20日訊】2) 聽黨的話給人們帶來了什么

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和灌輸,現在的中國人似乎對中共有一種本能的恐懼,習慣于聽黨的話,跟黨走,很多人還以“跟共產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來告誡別人。那么,“聽黨的話,跟黨走”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么呢?

聽黨的話,剝奪了人們的獨立思考權利,十幾億中國人變得只有一個“黨大腦”。黨說什么就是什么,黨決定了什么就執行什么。獨立思考精神是一個民族繁榮發展的重要條件,一個只會“聽黨的話”的民族又能夠走多遠?

問題的更可怕之處在于,中共不是一個通常意義的政黨,中共是一個以斗爭為樂,以戰天斗地、整人殺人為樂的黑幫邪教集團。它根本不講任何規則,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實的黨徒也無法幸免。

劉少奇是中共七大確立的黨內第二號人物,在延安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是四十年代幫助毛澤東打垮政敵的重要助手,文革發動時的國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慘遭迫害三年后悲慘地死去,死時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發有二尺長。

1955年中共授銜的所謂“十大元帥”,除朱德年事較高、1949年以后不太過問政事、因此在政治斗爭中得以保全,還有羅榮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個都沒有在政治斗爭中幸免。彭德懷被打成“反革命軍事集團”首領,文革發動以后到1971年之間,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時在骨灰盒上寫著“王川,男”三個字;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被指控圖謀“二月兵變”;賀龍被斗死;林彪政變不成,駕機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死后還受到大規模聲討。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革命”最徹底的“紅衛兵小將們”,兩年后失去利用價值,被騙去“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一語道破:“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于是變相勞改。”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中共摧殘迫害的群體,有哪個是真正“反黨”的呢?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識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為中共奪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諷刺的是,這些當年對共產黨抱有無限希望,并曾在國統區冒著危險為之奔走呼號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民主黨派的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王造時,教育家蔣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漢、丁玲、趙樹理、羅廣斌、康濯、楊沫,學者楊獻珍、翦伯贊、呂振羽、梁思成,演藝界馬連良、奚嘯伯、周信芳、尚小云、嚴鳳英等均遭迫害。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產黨員,或者早就經過思想改造,對共產黨宣誓效忠,并且已經為中共政權作了巨大貢獻,仍然被迫害得死的死、殘的殘,少數幸存下來,但身心都留下了無法平復的創痛。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國劇協在上海聯合舉辦“蓋叫天舞臺生活六十年紀念會”。田漢代表文化部授予蓋叫天榮譽獎狀,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藝術家蓋叫天先生學習》的發言。蓋叫天在致答辭中,激動地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產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蓋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眾時先被打斷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糞車上繼續游斗。其時已經年近花甲的蓋叫天不堪受辱,幾次掙扎著從糞車里爬出來,每次都被暴徒們硬塞回去。紅遍大江南北的名武生就這樣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舍服從政治,一直保持緊跟姿態,1949年以后創作了從《龍須溝》、《春華秋實》到《青年突擊隊》、《紅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連串的劇本,為中共政權歌功頌德。1966年8月23日,身為文聯主席的老舍被紅衛兵揪斗,同時被斗的還有作家蕭軍、駱賓基、藝術家旬慧生等。他們全部被剃了陰陽頭,又被掛上“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的牌子,頭上被澆上墨汁。紅衛兵勒令他們跪在焚燒戲服、文物、書籍的火堆周圍,接受“革命之火”洗禮,同時用道具和銅頭皮帶抽打。老舍被市文聯單獨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輪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換來的卻是更加瘋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八九年的學生打出的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對當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諍諫的態度。學生與民眾達成共識,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學生代表甚至手捧請愿書在人民大會堂前長跪不起。5月23日,學生糾察隊甚至在天安門廣場把污損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后,中共軍隊血洗天安門。

在共產黨導演的這一出出人間鬧劇中間,有兩個片斷意味十分深長。
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為求自保,拚命表現自己的“積極”、“革命”、“靠攏黨”,可是指標已經劃定,再怎么表現也無濟于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團中央大會堂舉行批斗青年作家的會,另一位作家上臺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發言。當他正邁步下臺,大廳里響起掌聲時,北京市文聯秘書長突然大聲宣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份子了!”

1967年8月5日,劉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么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可嘆的是劉少奇直到這時才想起來要維護“憲法”。中共在奪取政權后,搞了那么多運動,迫害死那么多人,作為中共二號人物的劉少奇難辭其咎。他“聽黨的話”打擊別人的時候不說要維護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憲法來。

凡是“聽黨的話,跟黨走”的都沒有好下場,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
第一,中共靠斗爭起家,又靠斗爭維持統治,“革命的絞肉機”一旦開啟,就無法輕易停下來,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必然成為受害者,只是時間早晚而已。中共慣于挑動群眾斗群眾,被挑動的團體,說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輕則隨手一扔,重則打倒批臭,或者當作替罪羊殺掉以封悠悠眾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終”是這些團體的宿命。有一個“作法自斃”的故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秦國實行變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說,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沒有身份證明的客人,主人將受懲罰。商鞅頒行的嚴刑峻法最終害了自己。中國人常說一句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就是斗爭機制反作用于斗爭的發起者的現象。上文提到的兩個片斷,為這種現象增加了兩個生動的例證。

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黨的絕對權威,任何黨員的利益、包括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利益,都要服從“黨”的利益。因此其打擊對像具有隨機性,不光任何威脅或被中共認為威脅了其一黨專政的個人或團體會遭到整肅;即使沒有敵人,每到一定的時間,中共也會制造出一個敵人,藉以喚醒民眾的恐怖記憶,從而鞏固其權威。在隨時可能被黨定義成敵人的普遍恐懼中,人們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黨的心思和動向,爭取比“黨”還“黨”,讓“黨性”成為自己的唯一行動指南。我們都知道,人的肉體只是一具軀殼,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的精神和靈性。沒有靈魂的肉體和動物無異。在努力和“黨”保持一致的過程中,人們恰恰在扼殺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為敵。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在中共的權力斗爭中存活到最后的勝利者,也一樣是失敗者,因為成功的是黨性,而非他們自己的人性,他們真正的自己早已經死了。

第三,“跟黨走”意味著認同了中共的斗爭哲學,至少是客觀上增強了中共與天地人奮斗的能量。無休止的黨內黨外斗爭破壞了傳統道德和人際關系,敗壞了社會風氣,毀壞了所有人的生活環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場很慘,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寧靜。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個人都要對別人猜疑防范,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爭來斗去的過程中,人性惡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貪婪、自私、惡毒成為中國人生活的常態。這個環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擔黨文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