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 第6集-拒絕承認自己被騙
【希望之聲2012年7月20日訊】(2)拒絕承認自己被騙

大凡受騙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認自己受騙,因為承認受騙就等于承認自己當年的幼稚、輕信、沒有經驗、不懂世故。很多年青人曾經抱著救國救民的理想,聽信了中共的宣傳,以為它真是“一心為民族”,于是或者加入中共,或者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對它抱著一種同情和贊賞的態度。在中共的“事業”中,他們付出了大量心血、投注了很多感情。終于有一天,他們發現自己的純真理想被中共無情地戲弄了。中共內部的傾軋和墮落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所謂的“剝削階級”政權,而中共政權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的災難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外敵入侵。這時候,他們本該翻然悔悟,反思自己認識上的誤區和人格上的弱點,反思自己何以被中共利用,充當了它禍亂中華的工具,并進而采取行動,揭露它、抵制它,或者至少脫離它,不再繼續為虎作倀。

可是,護短、好面子、強烈的執著自我,這些心理上的弱點妨礙了他們清醒地做出如上選擇。他們潛意識里覺得,否定了共產黨就好像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當初是抱著一腔熱忱和良好愿望“參加革命”的。為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結論,他們有意無意地對共產黨的罪惡視而不見或者刻意縮小。他們沒有想到,行為的動機和效果往往是背離的;更重要的是,黨員個體的動機絕不等于中共這個整體的動機,黨員的個體行為也不等于中共的整體行為,而后者才是判斷中共這個組織的性質的依據。

我們無意指責誰。中共這個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的組織,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其邪惡和偽善,超出了人類的經驗和想像。共產黨在中國崛起的時候,又是中國國力跌至低谷、內憂外患相煎迫的危機時刻,在那種情況下,要想冷靜思考,理智判斷,實屬不易。幾十年后的今天,被欺騙了半輩子甚至更長時間的人,第一次有機會了解中共的本來面目,要適應這個巨大的心理落差,徹底反思自己的生平和事業,尤其需要不同尋常的誠實和巨大的道德勇氣。

(3)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劫匪,他們一邊狂掃亂射,一邊說“Party(聚會)開始了”。兩名劫匪綁架了三男一女四個職員。警察隨即包圍現場,于28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并擒獲劫匪。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人質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認為營救他們的警察要害他們,而綁架他們的人是在保護他們。更加使人驚訝的是,幾名人質獲救以后,不但不控訴劫匪,反而向媒體和法官贊美劫匪,感謝劫匪的不殺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質和劫匪之一訂了婚,另外一位人質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欲望使這幾名人質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并且這種認同持續到威脅解除以后。這種精神病癥后來被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需要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讓人切實感覺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他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加害于他;第二個條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們生命的救主;第三個條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環境,使他與世隔絕,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讓他得到的信息;第四個條件是讓受害人感到無路可逃。

不難發現,中共具備了制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所有條件。中共對中國人異常成功的洗腦,其機制和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機制有著驚人的相似。

中共比較成規模地制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開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審干、鋤奸運動。黨員的反省資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夠深刻,難以過關。在運動的日日夜夜里,干部們普遍緊張焦慮,食不甘味、夜不安寢。黨員干部在強大的暴力威懾和理論灌輸之下,經過漫長的精神煉獄,最終從肉體到靈魂都顫抖著屈服在“黨”的權威之下。作家劉白羽回憶道,他經過審干運動的沖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所謂“平實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而忘記了自己健康時的狀態。

中共在政治運動中往往恩威并施,拉一派、打一派,每個黨員都希望自己被“黨”信任,被“黨”當成自己人而不是敵人、“斗爭的依賴對像”而不是打擊對象。

中共的另一個慣用伎倆是“進十步,退一步”,每次運動之后都聲稱“擴大化了”,于是開始“甄別”、“改正”、“平反”,在運動中沒有僥幸過關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平反,面對突然而來的一點兒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寵若驚,為此對“組織”上感激涕零。

女作家丁玲以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金”,在1949年以后的文壇上風光一時。這位 1932年加入中共、被“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軟禁過三年的丁玲,被她無限忠于的“黨”流放、監禁二十年,其間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可是,“黨不愛她她愛黨”,“平反”后,再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她說自己仍然“像一個戰士喊著毛主席沖向戰場”。1984年、去世兩年以前,丁玲致信中共中央:“五十二年來,我得到許多溫暖、榮譽、幸福,也得到過啟發,使我更貼近黨,更理解人民,更加強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心。”彼時的丁玲,年近八十,生命的四分之一在中共的 囚籠里度過,目睹了中共的種種倒行逆施和殘酷無情,仍然“像一個戰士喊著毛主席沖向戰場”,不能不讓人感到不寒而栗。

那些經歷過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目睹了中共的專制機器“橫掃”、“搗毀”、“砸爛”、“打碎”的野蠻力量,被中共嚇掉了魂,即便在自己家里也不敢大聲說話、身在海外也不敢看一眼中共定義的“反動讀物”的可憐的中國同胞,當他們說出或者哼唱出“爹親娘親沒有黨親”、“黨啊,親愛的媽媽”、“我把黨來比母親”的時候,我們聽到的,正是罹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扭曲心靈的呻吟。

上面分析的三種情況——受中共蒙騙、執著自我、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都能使人“自發”地喊出中共讓他們喊的口號。此外,今天數量更多的人經過中共長期訓練,能毫不費力地拿出兩副面孔,換上兩種腔調。他們用一副面孔、一套腔調用來應付中共官員、會議表態和思想匯報,另一副留給茶余飯后和家人朋友之間。前幾年大陸流行的順口溜,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心態:“多吃菜,少喝酒,聽老婆的話,跟黨走。”為什么聽老婆的話呢?因為人們心里都知道,親人(朋友)的關心是真心的;“黨”雖然號稱“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卻從來沒關心過人的死活,可不表態又不行,所以只好喊幾句口號,敷衍一下,也就是所謂“認認真真走過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