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 之七 : 生活中的黨文化 第1集-

2012-07-24|来源:

【希望之聲2012年7月24日訊】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都經歷過漫長的積累和演化過程。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個又一個朝代終結了,但敬天、信神、仁民、愛物的價值核心卻從來沒有失墜。


在這種價值指導下的傳統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社會部門,以滿足人不同層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為社會服務,社會的存在為人服務,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倫理道德、風俗習慣這些社會的基本內容對政治起著制約和引導的作用。當政權偏離了正義的軌轍,人們可以依據社會公認的準則規范政權、校正政權,甚至推翻政權(替天行道)、重建政權。孔子說過,“禮失而求諸野”,意思是說,朝廷失去禮儀,要去民間把禮儀找回來。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會,其重要性甚至遠在政權之上。

傳統中國文化深厚的精神內涵決定了傳統中國社會從總體上說是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會。健康的社會意味著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會聽憑共產黨愚弄和恐嚇。因此,共產黨要全面根除社會生活中的傳統因素,用黨文化取而代之。

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產黨聲稱“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風易俗”、“破舊立新”。在一片殺伐聲中,破除的是中華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惡基因的黨文化。

或許有人以為自己沒有受到黨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電視和報紙上的時事,或者基本不參加政治學習。可是,中共實行的是“黨領導一切”,而不是“黨領導一切減去你的個人生活”。黨文化對中國人生活的滲透是無孔不入的。可以說,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大陸,就不可能不受到黨文化的毒害。

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破壞深刻而徹底。歷法節慶、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它想要的樣子。我們下面從幾個簡單的例子入手,討論生活中的黨文化。

1.把中國皇歷叫作農歷或陰歷,把中國新年叫春節
現在的中國人把傳統的歷法叫作農歷或陰歷,把“正月初一”稱為“春節”,這里所用“農歷”、“春節”等說法帶有明顯的黨文化含義。一個名詞的改變看似無關緊要,但幾千年歷史的傳承卻會因此斬斷。

1)把皇歷叫作農歷或陰歷
中國人是非常重視歷史的,中國對歷史的記載之詳盡和準確遠非有著同樣久遠歷史的歐洲或非洲可比。這固然由于中國人有記錄歷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紀年方式。
簡單地說,“歷史”就是對“哪一年”發生了“什么事”的記載。如果紀年的問題解決不了,就會給修史帶來極大的障礙。也正因為此,歐洲的歷史在統一歷法(十七——十八世紀)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亂的。

中國的傳統歷法以干支紀年。所謂“干支”是“天干”與“地支”的簡稱。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地支。紀年則按順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為始,六十年循環一次,周而復始,直至無窮。這種干支紀年的方式使中國歷史擺脫了年代的定位問題,幾千年后,中國人仍能很輕易的將中國史書中的紀年對應到西元的紀年上。

另外中國人也以干支來紀月、日和時。換句話說,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個字,每一個時刻都由年、月、日、時的干支來標記,因此共有八個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點,就屬于“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時”,此時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國最早的歷法是軒轅黃帝頒布的。軒轅黃帝被尊為“人文初祖”,因此,中國人對歷法的重視可見一斑。《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黃帝、顓頊、帝嚳、堯和舜都對歷法進行了修訂,在帝舜的時代人們對一年的天數、節氣的劃分已經相當準確。

由于軒轅黃帝是道家文化的創始人,因此中國人從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視道家的陰陽學說。歷法也表達了陰陽平衡的概念,中國的傳統歷法是陰陽合歷,既不是單純的陰歷,也不是單純的陽歷。

現在人們常用的公歷就是一種太陽歷(簡稱陽歷),它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周期為基礎,其月份的劃分與月亮的盈虧沒有關系,只是個名稱而已;伊斯蘭教歷法是一種典型的太陰歷(簡稱陰歷),它完全以月亮的盈虧周期為基礎定月份,每年12個月,大約354天,所以積33年與公歷相差一年。

注重陰陽平衡的中國古人制定的傳統歷法,同時兼顧月亮的盈虧周期和地球繞太陽的公轉周期。其歷月的平均長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月球位于太陽與地球之間,月球被太陽照亮的半球背對著地球,這一天從地球上看不到月亮)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則為“望日”(月圓之日);通過設置閏月,使歷年的平均長度接近回歸年,是一種“陰月陽年”式的陰陽合歷。它既能使每個年份基本符合季節變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與月相對應。此外早在舜帝之時,準確描述季節變化的二十四節氣的劃分就已經完成,傳統歷法中的節氣取決于地球繞太陽公轉位置的周期變化,屬于太陽歷范疇。

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天人合一”,道家認為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因此極為重視對天象的觀測。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專門寫了一章“天官書”,對星球的運轉規律、位置以及對人間格局的影響做了詳細的闡述。

由于天干地支對應著五行,并進一步對應方位、顏色、季節、五臟、社會結構等,因此成為周易預測學的主要依據。以干支紀月時,這里的“月”也是傳統歷法中的以月相盈虧為基礎的月,即周易預測也必須基于傳統歷法。

在歷史皇朝建立之后,皇帝登基,或者發生什么大事、天災等,都會改年號,所以歷法中又加入了年號。如我們所熟悉的“貞觀”、“永樂”、“康熙”等都是年號。因為傳統皇朝的歷書都由皇帝頒布,與皇帝年號聯系在一起,并且由官方刻印,因此傳統歷法被稱作“皇歷”。又因為最早的歷法來源于黃帝,因此也叫“黃歷”。

皇歷以干支紀年,包括二十四節氣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兇、宜、忌,涉及婚姻嫁娶、儀式慶典、建造搬遷、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內容。

中國歷法充分體現了陰陽五行的思想, 蘊含著自然循環運化的規律,即時(時間)空(方位)互動,和“陰”與“陽”的作用結果,同時反映了中國古人對宇宙相生相克、禍福轉換、改朝換代、循環往復等規律的理解,其背后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國傳統社會敬畏天地神明、考慮天時、地利、人和的價值觀。

中國歷法由于其陰陽平衡、天人合一、預測學內涵而成為中共消滅的對象。

中共建政之后,開始認為“皇歷”代表了傳統社會的統治秩序,并且其中有很多與預測學、風水等有關的內容,于是廢止了“皇歷”。叫“黃歷”或“夏歷”則會讓人回溯歷史,于是稱傳統歷法為“陰歷”。應該說,“陰歷”的叫法是錯誤的,中國歷法是“陰陽合歷”,叫“陰歷”就打破了傳統文化中陰陽平衡的觀念。然而,中共覺得“陰”仍然是道家的提法,還是帶有修煉內涵,于是在1968年,中共以破“四舊”為名把傳統歷法叫成“農歷”。

中共把傳統的皇歷叫作農歷,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傳統歷法的作用僅限于農業,是計算農時的需要。這也是和中共唯物論的原則一致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農耕社會產生出的歷法其作用只限于農事,只對農民有用,與現代社會、與其他人沒有太大關系。傳統歷法由此而被邊緣化。實際上如前所述,傳統皇歷的作用絕不僅限于農業,它和百姓生活更直接相關的部分,是其直接將“天地人”的關系反映在內的以天干地支為基礎,根據五行生克確定的每日吉兇宜忌,以及以敬天信神為核心的各種年節、祭祀活動。這些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文化內容,能夠使中國人時時回溯自己的文明傳統。中共把它簡單叫作農歷,實際上是籍此貶低掏空蘊含博大文化內涵的傳統皇歷,截斷傳統文化的承傳。今天的年輕人說到農歷,只知道它和寥寥幾個剩下的傳統節日有關,還與農民種地有關,而不知道其中蘊含的深厚傳統文化內涵了。此外在中共黨文化中,農民常與“政治覺悟”不高,和“封建、愚昧、落后”等聯系起來,中共把皇歷叫農歷是對傳統歷法的一種貶損。

2)把新年叫春節
過年是華人社會最大的傳統節日。《說文解字》中“年”的意思是“五谷大熟”。古人豐收后要感謝神明保佑,因此舉行謝神祭祀并祈禱來年風調雨順的重要儀式。
傳統的新年是從臘月八日開始,直到正月十五結束。“臘八”是佛祖釋迦牟尼開悟成佛的日子,民間與寺院都在這一天喝臘八粥,祈禱來年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接下來就是臘月二十三“過小年”,這一天是灶王爺上天的日子。民間認為灶王爺監看著一年以來一家人的一舉一動,到了臘月二十三日這一天要上天庭去匯報。至除夕再貼上新的灶王像。這種活動是中國人“頭上三尺有神靈”的一種表達。由于相信灶王的監督作用,人們自然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

臘月三十也稱“除夕”,是新年慶賀的高潮,這是“祭神祭祖”的日子。其中置天地桌、貼門神、接福神、財神、貴神、喜神、太歲神、請灶王爺像、貼春聯、放鞭炮等都與中國人敬神的傳統有關。天地桌是供奉神佛和接神的臨時性供桌。春聯的原形是桃符,因為傳說中鬼怕桃木,至五代時蜀主孟旭在桃符上題字“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成為正式的春聯的開始。

祭祖也是過年的重要部分,大多是在家中將祖先牌位依次擺在正廳,陳列祭祀的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長幼的順序上香跪拜。《論語》上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因此祭祖不僅是孝道的表達,也是對古人道德傳統的繼承。

1949年9月27日,中共商量奪取政權后建政事宜,將“正月初一”改為“春節”,似乎只是個普通的慶祝“春天”的節日而已。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樣是中共為了批判、替代傳統文化、宣揚無神論的需要。這樣一改,傳統過年中感謝神明看護、尊敬神明與先祖的文化內涵就被去除了。

這時過年的吉祥話變成了“祝你今年能夠上北京,見到毛主席”、“革命精神代代傳”等政治話語,春聯變成了“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敬神祭祖”變成了“憶苦思甜”,組織看政治電影,組織有“教育意義”的聯歡會,搞“團拜”,唱“人民公社新風多,婆婆嬸嬸都唱歌,春節不去搞迷信,大家上臺演節目”。張貼的年畫從敬神祈福變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好”、“春節期間學習老三篇”、“全家學公報”。中共的報紙是這樣描述百姓過年的:有人打算趁一家團圓機會辦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有的準備大年夜吃“憶苦飯”——“這頓‘年飯’,是階級教育飯,我們一定吃在肚子里,記在心坎上,永遠不忘階級苦,永遠跟黨干革命!”還有人計劃開家庭批判會,或者準備看看親戚朋友,一起交流“思想收獲”,暢談“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節日變成了共產黨給老百姓洗腦灌輸黨文化的政治課。

文革結束后,傳統的慶祝方式有所恢復,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破壞,新生的一代已無重拾傳統的可能。近二十幾年的“春節聯歡晚會”被中共鼓吹為中國百姓的“新民俗”,然而晚會完全是歌唱“主旋律”,與意識形態有關的主題貫穿始終,而且格調越來越趨于粗俗低下。千百年來蘊涵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懷被中共破壞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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