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六: 習慣了的黨話 第7集-黨話的形成和演變
【希望之聲2012年7月24日訊】2)黨話的形成和演變

透視黨文化,要注意其中的變和不變。共產黨的理想大旗在變,方針政策在變,打擊對像在變;但其專制獨裁永遠不會變、邪教屬性永遠不會變,流氓手段永遠不會變。因此,雖然不同階段的黨話與中共的政治運動緊密相關,呈現不同的特點,但其間存在著一個堅硬的內核,這個堅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質特性。

中共黨話的發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幾個時期:

(1)1919-1937,黨話草創階段
1919年《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一個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從理論基礎到組織形式,唯共產國際的馬首是瞻,除翻譯詞匯以外,基本沒有形成有特色的黨話。這時的中共,武裝稱“紅軍”、根據地稱“蘇區”、割據政權稱“蘇維埃”,十足的蘇共應聲蟲。

(2)1938-1949,披上中國化外衣
毛澤東因為黨內斗爭的需要,竄逃延安以后,急于壟斷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1938年的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概念。后通過延安整風,毛一方面用自己新發明的黨話打擊政敵,一方面給黨員干部洗腦;一邊反對“黨八股”,一邊把自己的私貨當作標準文風固定下來。黨員干部被迫熟讀背誦中共領導的話語,中共集團語言雛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話語霸權
中共攫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同時攫取了這塊土地上的話語霸權。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出版、新聞、學術、教育,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干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黨話被強制推廣到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各個年齡。黨話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語言。中共開始用黨話全面掃蕩傳統文化。

(4)1966-1976,黨話大爆發
文革十年是黨話的大爆發、大檢閱、大示威。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唇槍舌劍的大辯論、檄文、詔書(最高指示)……語言暴力被發揮到極致,國人在心驚膽戰中目睹了語言的摧毀性力量。黨話全面替代了人話,中國人至此不會說正常人的話了。

(5)1976-1989,黨話混合變異時期
“改革開放”以后,中共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對人民做了有限度的松綁,少量正常人的話被重新允許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過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但是,由于中共在建政以后三十年的強力灌輸,也由于中共在政治領域絕不放松,黨話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里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們已經喪失了對黨話的辨別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敗腐朽時期
江澤民時期,中國社會的表面浮華下面蘊藏著各種矛盾,生活無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會千瘡百孔,黨話愈加空洞無物(“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貴州銅仁某屠宰廠標語),展示末代紅朝的衰敗沒落。末代黨話企圖藉助西方術語、科技術語(XX工程)、和一些傳統文化用語(德治)挽回自己敗亡的命運。黨話和大量民謠、政治笑話構成了奇特的共生現象,表征著社會的全面腐朽和民眾在絕望中自嘲的心態。

3)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

根據某個語詞的使用是否貫穿中共發展的各個階段,可以把黨話分成“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兩類。階段性黨話是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創造并使用的黨話,具有暫時性和易逝性。制度性黨話則貫穿了中共建立以后的各個時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體現中共的本質屬性的黨話。階段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變”,制度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不變。如果說階段性黨話是流動的泥沙,那么制度性黨話就是堅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騙性體現在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階段性黨話上,每次政治運動一過,就通過迅速淘汰階段性黨話,做出改頭換面的假相。那些認為“中共變了”、“今天的中共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沒有認清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的關系。

不間歇的政治運動帶入大量的生造詞語,舉例如下(表四):

年 代 政治運動 黨 話
1942 整風運動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審干、鋤奸、搶救失足者、小廣播、逼供信、脫褲子、割尾巴

1947-1950 土改 三查、三整、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翻身、打土豪、分田地

1951-1952 三反五反 不法資本家、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跳傘、跳冰棍(跳樓自殺)

1957 反右 百花齊放、引蛇出洞、陰謀陽謀、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擴大打擊面

1958-1960 大躍進 社會主義總路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紅旗、畝產萬斤、三年自然災害

1963-1966 四清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四不清干部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 派性、現反、支左、橫掃、文斗、武斗、揪斗、牛棚、斗批改、頂峰論、語錄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紅海洋、紅寶書、紅衛兵、造反派、走資派、臭老九、狗崽子、翻案風、站錯隊、大串聯、樣板戲、紅代會、黑后臺、工宣隊、斗私批修、文攻武衛、興無滅資、革命小將、黑線人物、二月逆流、上山下鄉、大樹特樹、批林批孔、資產階級法權、反動學術權威、清理階級隊伍、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1977-1989 “改革開放”時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四項基本原則、四個現代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清理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有新人、五講四美三熱愛

1989-2002 江時期 三講、三個代表、江八點、與時俱進、先進文化、穩定壓倒一切

2002至今 胡時期 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保先、八榮八恥、和平崛起、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榮辱觀

制度性黨話是圍繞著黨的運作而產生(組織伴生)的一些語詞,如“宣傳、貫徹、執行、斗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斗、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這些詞直接規定著“黨”的強權地位、組織結構、思想控制、統治手段、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等,是最能體現中共的邪教屬性的黨話。

4)黨話和正常人的話的關系

(1)黨話附著在民族語言上
中共并沒有創造一種語言,而是采取了繼承民族語言的基本形式、塞進黨文化內涵的方式,從內部變異中國的民族語言。因此,被黨話附體的現代漢語,語音變化不大,基本詞匯還在使用,句法的變化主要是白話文運動以后漢語歐化的結果。中共操控下的對漢語的整肅和變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2)創生大量新詞
如:蘇區、邊區、紅軍、斗爭、長征、統一戰線、整風、土改、互助組、合作化、公私合營、肅反、下放、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鞍鋼憲法、大慶、鐵人、大寨田、龍江風格、紅衛兵、樣板戲、走資派、造反派、大聯合、工宣隊、支左、大批判、大鳴大放、清隊、革委會、紅色娘子軍、糧票、布票、油票,階級烙印、政治掛帥、東風壓倒西風、兩手抓等等。這些詞是共產黨在日常運作和政治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雖然使用的是漢語語素,但本質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黨文化色彩。

(3)扭曲漢語語意
一些本來就存在的漢語詞匯,經過中共的長期扭曲使用,詞義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詞義再被中共的詞典固定下來,當作該詞語的基本義或基本義之一,如是積非成是、陳陳相因,人們還以為這個詞的本意就是這樣的,對其中的黨文化因素冥然不覺。

如:書記(原意是書記員,一種跟秘書差不多的職務。中共標榜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把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稱為“書記”,給人一種“親民”、“為人民服務”的錯覺)、檢討(原意是檢查研討,這個意義在臺灣還在使用。逼人“檢討”是中共對黨員群眾進行思想強奸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統治下,從基層黨員到中央領導、從小學生到老教授,幾乎都有被逼寫“檢討”的經歷。在“檢討書”中,人們被迫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深入挖掘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向“黨”表決心,爭取“組織”的寬大處理)、迷信(人只要入迷地相信了什么,就是迷信了,這個詞本身沒有反義。人就在迷中,區別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夠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古訓,那整個社會就會處在比較高的道德水準,對其中的每個人都是有好處的。中共強行把“愚昧”、“落后”、“反科學”等內涵灌進“迷信”這個詞,不光變異了漢語,也敗壞了社會道德)、覺悟(原本是一個具有修煉文化色彩的詞,指人們通過修煉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語里的本意就是通過修煉覺悟了的人;共產黨把這個詞和黨員被洗腦的程度聯系起來,黨性壓倒人性就是“覺悟高”,否則就是“覺悟低”)等等。

中共把某一類詞的比喻義變成常見義,使這些詞也染上黨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現在經常指思想負擔。被中共洗腦的人常常面臨“黨性”和“人性”的激烈沖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通常會勸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棄人性,就不會有良心的煎熬了)、辮子、帽子、棍子(“揪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運動中常用的手段。揪辮子是指抓住政敵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給政敵和打擊對像安上一個嚇人的罪名,如“反黨反社會主義”、“惡毒攻擊毛主席”、“右傾”等等,從而在“道義”上占據制高點,然后再放手打擊而沒有后顧之憂;打棍子就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中共是一個控制極其嚴密的邪教組織,它把控制軍隊的方式推廣到控制全社會。反映在語言上,就是很多殺氣騰騰的軍事用語成為日常通用語,這也是海外華人和港臺人士覺得大陸人說話殺氣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見的有“隊伍”(指集體、團隊)、戰線(指某一領域,大陸有一種學術期刊,就叫《社會科學戰線》)、“兵”、“戰士”(指成員、工作人員,往往與“戰線”搭配使用,如“黨的交通戰線的一名新兵”)、“消滅”(指吃完、做完等,如“你把這個菜消滅了”)、“殲滅戰”(指完成任務,如“咱們打一場殲滅戰!”)、“戰斗力”(“我沒有戰斗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掃戰場”(指善后工作)、“精兵簡政”(指裁撤冗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