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 之七 : 第6集-生活中的黨文化
【希望之聲2012年7月26日訊】5.抗旱、抗洪、戰天斗地,黨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階級斗爭觀念

1)抗旱、抗洪、戰天斗地

提到自然災害,我們腦海里會自動跳出抗旱、抗洪這樣的字眼,浮現出排人墻、堵堤壩、人在堤在、嚴防死守等場景。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是:“與天斗,與地斗”。在黨文化的影響下,很多中國人相信,對于自然災害的處理,一定要用這種對抗的辦法才行得通。“改造自然”、“戰天斗地”被解釋成英雄氣概。然而以血肉之軀與洪魔做殊死搏斗,堵來堵去,險情還是接連不斷,洪水還是沖決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不可戰勝的。

對待自然災害,中國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給后人留下了很好的啟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們都十分熟悉。禹的父親鯀治水采用“堵”的辦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采取“疏導”的方法治水,逢山開山,遇坡筑堤,疏通水道,依據水的流勢加以引導,最終使其歸海。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壩”,堪稱人類文化精華。川西平原因為有了都江堰,變水患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饒的著名“天府之國”。最為神奇的是,綿綿2200多年,它一直滋潤著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著天府之國。在全世界還沒有另外一個工程有如此之長的生命。

都江堰包括岷江中間的一條魚嘴分水淺堤,把岷江分為內江和外江。這條堤并不是去擋住洪水,而是在河當中,把洪水自動按四六分成,洪水季節外江六成,內江四成,而在枯水季節內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內江的水進“寶瓶口”向東灌溉川西平原。為進一步控制流入寶瓶口的水量,在魚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飛沙堰”溢洪道。內江水位過高,洪水經平水槽漫過飛沙堰入外江,保障內江灌區免遭水淹。過飛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渦作用保證泥沙不在寶瓶口前后沉積。整個都江堰工程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人順應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對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為利,與自然和諧共處。

現代西方國家采用分蓄洪區減輕洪水危害,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破壞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勢利導之妙。而對普通居民,標準的防洪措施是離開家,事先買保險,家里東西采取保護措施,盡量減少損失,而不是像中共那樣頂著大自然硬干,逆天行事。
此外,中國古人認為到天災的出現是對國家失道行為的警告,警示當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災禍就會到來。商湯登上王位的時候,天下大旱,于是湯王在桑林設壇向上天禱告,檢討自己的行為,災情因此而得到緩解。這就是歷史典故“湯禱桑林”的由來。

不論是大禹治水,都江堰,還是商湯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對天災的態度:因勢利導與修德禳解,順應天理和自然規律。而中共信奉無神論,一直進行自我神化和造神,以“偉、光、正”自詡,當然不會把自然災害當成對其暴政的警告,更不會從而改過遷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國手段又深受斗爭思想的指導,因此習慣于對自然災害進行對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論影響,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帶來的看得見的經濟或者農業利益,而忽視客觀和最基本的生態規律,只把自然當做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對象。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很喜歡搞“大工程”,動員全國人民一起折騰。為了在人們面前扮演無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膽量,中共愚昧地“圍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給中國人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和生態災難。

舉長江為例。中國自古有河患而無江患,是指黃河經常泛濫成災,而長江則鮮少水患。這是因為長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約有4000億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奪取政權后濫砍濫伐原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銳減至1000億立方米, 3000億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壞,相當于10個三峽工程(三峽蓄水能力不過300億立方米)。而中共圍湖造田,使長江中下游地區在50年時間失去湖泊面積12000平方公里,超過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積的總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過植樹造林,涵養水土和放棄“圍湖造田”這種人工破壞的方式來實現,而中共黨文化詞典中恰恰沒有的就是“順應自然”。

中共在內蒙辟草造田,上千年形成的植被一火焚之,然后撒上種子種莊稼。開始的三年由于土壤覆蓋著有上千年積累的腐殖質層,不用施肥即可獲得大豐收。然而甜頭也僅三年而已,莊稼沒有固定水土功能,大風吹起加上雨水沖刷,土地迅速沙化。大片大片的千年草原,三年墾殖即毀壞殆盡,留給子孫不可逆轉的大片大片沙漠和遮天蔽日的沙塵暴。

中共新疆兵團為了在鹽堿地種莊稼,耗費每畝數千立方米的水“淹灌洗鹽”,即把土地用水反復浸泡,土壤含水量飽和后,下滲的水將耕種層中的鹽堿帶到土壤深層。兩三年后,地下水位上升,將鹽堿帶回地面,耕地無法再用,原本的植被被鏟除,只留下一片沙漠。僅50年代,中共用這種辦法就制造了200萬畝沙漠。塔里木河水位下降、最終斷流,使原本沿河灌溉的綠洲也荒漠化,又是一個無法挽回的生態災難。

不僅如此,更有中共培養出的所謂“科學家”提出用原子彈把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寬50公里的口子,讓印度洋上的暖濕氣流經尼泊爾吹進青藏高原的瘋狂想法,其根源也是“戰天斗地”。

在這種自然觀的影響下,人們為了經濟利益或政治目的,無節制地破壞自然環境,造成了今日中國的各種自然災害和環境問題。對于抗洪、抗旱,很多人習慣于看事情發生時的轟轟烈烈,卻忽略了造成自然災害的原因。實際上,造成中國目前各種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戰天斗地”的黨文化思維。

2)黨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階級斗爭觀念

經過長期的黨文化灌輸,人們在生活中“黨指向哪就打向哪”,人人都有階級斗爭觀念。具體表現在,黨一旦對哪個人群“定了性”,甚至稍作暗示,整個社會或主動參與迫害,或歧視、疏遠被黨定為“異己”的人群,或對于被打擊的受害者保持戒懼和冷漠,而民眾的言論和行為,又進一步成為中共宣揚其“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的依據。

有人覺得如今中共并不搞階級斗爭了,人們的思想都集中在經商、撈錢,大都政治意識淡漠,黨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并不大。還有一些人,自認為久經政治風雨歷練,早已看破黨文化的實質,厭倦了中共的政治運動,并不受其影響。

實際上,中共幾十年來發動的殘酷整人斗爭,波及每一個社會成員。以無神論和斗爭思想為基礎的黨文化結合這種遍及社會、每隔幾年重復一次的斗爭形式,幾乎滲透到全社會的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人們或因為受騙、沖動盲目跟隨中共去作惡,或為了生存與利益而主動跟隨中共去整人,或出于無奈而對中共的運動不置可否,或由于厭倦而不愿了解有關事實,其實都是在直接或間接配合中共加強其對社會成員的思想控制,都是在黨文化的作用下自覺或不自覺地隨著中共的指揮棒起舞、沖殺。

因為受騙、沖動盲目而跟從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這種情形,今天了解一點歷史的人們都比較熟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共鼓吹的“人間天堂”夢幻仍然被許多人所憧憬,加上中共一貫以謊言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人們出于沖動和受騙在中共的號召下做出許多匪夷所思的舉動。

如中共號召搞人民公社,人人都熱血沸騰,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幾個月的時間,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沒了農村。家家戶戶都把儲蓄的口糧無償上交給食堂。沒幾年,就出現餓殍遍野的慘象。

中共搞大煉鋼鐵,全國上下就得以此為首要任務,都搞土法煉鋼,鄉下人砸鐵鍋,城里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幾百萬噸什么用也沒有的土鋼廢鐵。同時很多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有人估計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河南省則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里未收獲入倉。

中共提出除四害,于是連鳥雀都成了“戰斗”的對象。男女老少揮舞掃帚,敲打鍋碗,喊聲震天,工廠鳴汽笛、汽車鳴喇叭,使眾麻雀驚飛,無地可落,最后嚇死累死。麻雀大減,害蟲卻大增,造成農作物大歉收,饑荒嚴重。

1968年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很多人便熱血沸騰,數百萬城鎮大中學畢業生告別父母、親人和家鄉,到農村和邊疆“戰天斗地”,繼續掀起“革命”新高潮去了(實際上是接受變相勞動改造)。

“文革”時中共鼓吹破“四舊”,很快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就成了打砸對象。無數文物被付之一炬。連名人祖墳,死人尸骨也是“革命”斗爭的目標。孔子、王羲之、岳飛、海瑞、張居正、袁崇煥、蒲松齡……凡是史籍中掛了個名字的人,只要能找著,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中被掘了墳。

中共要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屋前屋后的蔬菜瓜果、家禽牲畜很快就被割走了。有些農民人為解決生活困難偷偷拿出些雞蛋換日用品,馬上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檢舉揭發。

這些造成瘋狂的破壞力和荒唐行為的事,跟“黨指向哪就打向哪”這種盲目斗爭心態是緊密聯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