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什么讓中國人在深夜坐立不安?
【希望之聲2012年9月10日訊】【大紀元2012年09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雨霏編譯)杰拉德?雷默斯(GerardLemos),一名城市規劃和房屋政策的權威,在2006~2010年間在重慶市工商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著有《中國夢的終結:中國人為什么害怕未來?》一書。他在《紐約時報》撰文說,隨著中共準備下個月權力交接,問題在積聚:放緩的經濟增長,薄熙來事件造成的政治后果和擾亂穩定的社會問題。中共領導人發現他們很難知道普通人在想些什么。

雷默斯說,在過去四年里,他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在霧都重慶來來回回。他看到國營工廠關門,失去土地的農民現在生活在光禿禿的一片片公寓里面。

雷默斯希望了解普通中國人在想些什么?他們在談些什么?所以在2007年,在經過當局批準的情況下,他在重慶不同社區放上畫著許愿樹的廣告牌,歡迎人們在樹枝上寫下他們的秘密愿望。

中國人失去歡笑充滿焦慮

中國普通人的愿望和憂慮是坦誠,發自內心和驚人的:他們失去歡笑,呼號著社會保障和免于焦慮。那些失業的和失去土地的人們的主要擔心是收入。養老金和社會福利幾乎不存在。人們掙扎著支付教育費用。他們支付不起醫療;診所和醫院要求病人事先交付現金。嚴重疾病可以摧毀整個家庭的財政。

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已經把家庭生活從撫慰心靈的安樂窩變成焦慮的前沿。家長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個孩子身上并依靠他們養老。獨生子女承載著父母和祖父母難以承受的重擔。

身體饑渴剛剛消退一點,精神饑渴又攫住人們。焦慮和怨恨讓心扉關閉,人們無精打采,感到生活沒有意義。

90年代改革加劇貧富分化

在80年代末期,鄧小平的改革提升了生活水平,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可怕混亂。每個人都充滿希望。但是90年代的新一波改革關閉了工廠,吞噬了農場,新的焦慮風暴席卷了許多普通人。

作為二戰時期的中國首都的重慶,吞噬了周邊的農田。作為失去土地的補償,農民們獲得一個狹小的居住單元和少量的現金。一個人在許愿樹上寫道:“我是社會底層的一個公民。”“我們希望懲罰那些奪走我們土地的人。”

在另外一個環繞著倒閉的輪胎工廠的社區,一個男子在許愿樹上寫道:“當工廠倒閉的時候,我的工齡少一年。我離退休年齡差一年。我工作了29年。他們關閉工廠,我將如何生活?我的女兒還在上大學。”

另一名老婦人揉著肚子說:“我的女兒遠在廣東。我生病了。我的腫瘤有好久了。我想是癌癥。我無力看醫生。我還沒有告訴我女兒。我不想毀掉她的生活。”

一胎化政策意味著“后代凋零”。在重男輕女的文化環境下,一胎化政策催生了男女比例失衡:六個男人比五個女人。甚至學校的男孩都擔心日后娶不上媳婦。

精神空虛人們開始心靈探索

許多人轉向道教、佛教、基督教或新興宗教。激烈的反日民族主義也在增加,特別是在重慶,這里曾經是二戰時期的重點轟炸目標。賣淫,賭博和自殺都上升。

在尋求古老慰藉的時候,普通人再次熱烈談論起儒教。有錢的家庭把孩子送去課堂學習儒教“大同”思想。2011年一月,一尊大型孔子雕像悄無聲息的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它待了三個月,而后突然消失。

這個事件是圍繞中國未來而展開戰斗的微妙象征。它不是共產主義和西方社會模式之間的戰斗,而是一場中國人靈魂探索的戰斗。

薄熙來倒臺震撼中共政壇

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是為了吸引北京強硬派的支持,但是普通人只是報以嘲諷,哈哈一笑或聳聳肩。

但是當他的警察局長王立軍逃進美國領事館,并泄漏薄夫婦枉法殺人之后,薄熙來的高調運動功虧一簣。

雖然谷開來被判死緩,薄熙來的下落和命運仍然不明。“重慶模式”對北京領導層曾經是一個威脅,但是現在隨著薄熙來倒臺已經崩潰。

經濟繁榮消退經濟政治陷入死局

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繁榮在消退。潛在的經濟刺激可能適得其反,通過壞賬壓倒國營銀行。裙帶資本主義和腐敗蔓延。貧富兩極分化,針對官府的民怨沸騰,都在持續加劇社會不滿。

焦慮在我的許愿樹上凸顯:一胎化政策,城市移民,醫療,教育費用和失業,都是棘手的問題。

北京需要更加容忍權力分散,但是地方政府經常太腐敗和無能。在最高層,共產黨在分裂。它的首要任務是一黨制度的存活,現在,它似乎已經決定,威權是最好的選擇。普通人剩下的選擇就只有絕望或成為異議人士。

(責任編輯:林詩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