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不服的“國民教育”

2012-09-15|来源: 看中国|标签:香港 国民教育 

【希望之聲2012年9月15日訊】兩本讓大陸人看來已經大量減輕了"宣教"、堪稱"謙卑"的教育手冊(@時報翔哥微博)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由幾位中學生發起的"學民思潮",9月8日在"占領市政府"的行動中達到高潮。十二萬人"黑衣圍城、不撤不休"。在羅湖口岸的這一邊,能夠"翻墻"看到未被屏蔽的新聞的大陸人,曬出他們從小到大所學的《政治》、《思想品德》、《馬克思主義原理》,甚至是《歷史》和《語文》教科書,沒有一本不是比這兩本教育手冊"口味更重"的"洗腦"教材。


凡是在大陸上過學的孩子們,大約都記得這樣的場景:老師在講臺上劃著重點,頭也不抬。多數的同學只顧沙沙地記,為了幾乎等于"白送"的政治課分數;只有極少數的同學,會舉手詢問:為什么要背這些?這種"教育"到底有什么意義?在大陸的課堂上,前者是會得到獎勵的"聰明孩子",他們早早學會了適應規則;而后者是"一根筋"的"傻孩子",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一堵厚重的"南墻"。

如果整個中國是這么一個課堂的話,大陸就是那個"聰明孩子",香港則是那個"傻孩子"。在大陸推行無虞的"愛國主義教育",到了香江,水土不服了。何解?有評論說,這種由政府推行的愛黨與愛國不分的教育觸碰到了港人的底線,即"自由選擇"的權利;有評論說,香港,作為一個"避難所",從1949年以來一直在吸收逃離大陸的人,因而他們對于"被控制"更為敏感,正如那幅流傳很廣的標語所言:"我們的上一代為了逃脫共產黨的魔掌而來,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再重回魔掌";也有評論說,香港對于大陸的意義就在于"傻孩子"還保留著“說真話”的習慣;還有評論說,從小學到大學,大陸長達一萬多課時的灌輸培養出的是一批批心口不一、價值取向足以讓人"精神分裂"而渾然不覺的投機分子。誰愿意與這種人生活在一處?

以上的解釋各有道理。不過,據報道,曾經在大陸接受了多年"愛黨愛國教育",之后又到香港求學或工作的"大陸仔"更有熱誠投入到反"國教"的運動中(相比于2003年的"反23條"和2010年的"反高鐵",反"國教"運動更讓"大陸仔"有切膚之痛),這也足以說明并非隔著一道窄窄的口岸,人們就分不出"飯香"和"屎臭",就不知道什么樣的教育更適合孩子,那么,前面那個問題也可以表述為:為什么這樣的"洗腦"教育可以在大陸推行而不受到抵制?

這才是一個真問題。如果我們把那個"教室"擴展到全球,就會發現,大陸這樣的"聰明孩子"是少數,而香港這樣的"傻孩子"才是常態。在臺灣,"旺旺集團"老總蔡衍明購并媒體后,引起臺灣新聞記者協會及學生團體的大規模抗議,認為旺中集團已被大陸的資金滲透,意在以資本優勢打壓臺灣的言論自由空間;今年曾經喧囂一時的美國拒絕為"孔子學院"老師發放簽證的話題,也是因為"孔子學院"打著"文化交流"的旗幟,被一些美國大學的教師抗議會干擾"學術自由",某些接受了"漢辦"捐贈的美國大學曾經撤銷了達賴喇嘛的訪問就成為令人擔憂的苗頭;在安哥拉,最近舉行的選舉中反對按照"中國模式"來建設他們的國家也不乏其人。這些都是更多"傻孩子"們的反抗。

為什么只有在大陸,才會出現這樣的景象?家長們拼命走后門、送紅包、經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式的"小升初"競爭(注:指學生們小學畢業后,因為沒有統一考試,完全要靠家長的人脈關系把孩子分到師資資源比較好的中學。),才能讓自家孩子可以接受更標準和嚴格的"洗腦教育",才能為學校的"升學率"添磚加瓦?

外界的觀察者們有一套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在80年代末期,中國人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達成了一項"不成文的契約"。黨從中國人的私人生活的控制中退出,中國人有了選擇居住地、職業、和個人愛好的自由;黨用盡一切方式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們的生活(盡管對不同的人而言改善幅度大有差異);條件是,在公共場合,人們必須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什么私下里,很多談話都可以直言不諱;而在公共場合(當然也包括在課堂上),則不能挑戰中共的意識形態。即使是微博這樣的公共的虛擬空間也是如此,華東政法大學的教師張雪忠就因為發微博支持香港的"反國教"被剝奪了為本科生上課的權利,又因為發微博申明退黨,賬號被清空并禁言。

在大陸的課堂上所發生一切,也受這一"契約"的控制。順從的"聰明孩子"及他們的家長,默許了這種交換的合法性。而在所有非大陸的地方,要達成這樣的契約都幾乎不可能。無論是在香港、臺灣,還是非洲,即使有大筆的補貼或者是開放市場的誘惑,又或者動輒幾百億地大手筆撒錢,中共依然無法一手掌控那里的經濟,也就沒有了開出"契約"條件的實力。即使是對香港而言,與1997年相比,現在它對內地的貿易依存度已超過對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總和,以至于一出現類似的"意識形態"沖突,總有人會跳出來提醒港人,他們用的水和電,包括蔬菜和肉類都要大量從內地進口,好像這樣一說,內地就卡住了香港的咽喉。不過,從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與內地完全獨立之時,就曾經以它的通商口岸的優勢取得過長足的發展,也奠定了今日的"自由港"的基礎。和大陸沒有往來的日子里,港人從未吃不上飯;況且,當兩個經濟體相互依存時,由一方主動切斷聯絡,回到"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這種"斷腕"只會"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結果只有"兩敗俱傷"。因此,這種恐嚇,既然不打算實施,也就沒人拿它當真。

當然,這樣的摩擦多了,按照中共執政者的邏輯,內地給香港允諾的一些利好政策可能會被收回,以示"違約"懲罰,這種威脅就好像領頭參與"反國教"運動的香港藝人有可能被大陸封殺一樣切實,這會造成損失,但依然達不到迫人放棄尊嚴和自由的程度。畢竟,那張"不成文的契約"上沒有人簽字,如果真的以簽字為準的話,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會簽。說到契約,真的簽過的卻是中共,說好的"五十年不變"呢?說好的"一國兩制"呢?說好的"全民普選"呢?今天再去問問港人還有幾人相信中共會信守承諾,恐怕"不信任"已經都寫在了中環黑壓壓的人群的臉上。

回到大陸,是不是保證了經濟發展+個人自由就可以一直保住中共的執政合法性?距離1978年越遠,答案可能就越對中共不利。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內地八零和九零后的年輕人(在經過了那么多"洗腦"教育之后),仍然會成為大陸初露萌芽的非政府組織、女權運動、環保抗議和網絡媒體上的"生力軍"。這些沒有饑荒和文革記憶的年輕人,不認為自己能夠吃上飯和享受戀愛、旅游等個人自由是了不起的進步,畢竟在他們的生活中,這些是再正常不過的"天然"權利。他們希望實現自我價值;而在社會結構已經初步定型的今天,這種追求常常就會轉向那些仍被看作是"禁區"的地方。曾有一位八零年代的社會思潮的"先鋒"人物這樣描述道:"九十年代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兩個東西:利益加壓力,或者叫胡蘿卜加大棒。現在胡蘿卜多一點,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兒。但是我覺得現在胡蘿卜已經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蘿卜放在大棒旁邊,你要不拿這些就沒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決大棒的問題,你就別想拿到它。"這是多么吊詭的局面,那張契約能夠成立的前提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從表面上來看,"聰明孩子"居然也有可能做出和"傻孩子"一樣的"撞南墻"的舉動。

在中共仍有"大棒伺候"的那些領域,比如和意識形態相關的文化、教育、出版、影視、網絡等等,被各種"禁令"治得"青黃不接",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都發育不良。圍繞著胡蘿卜打轉又不被大棒打殺的空間越來越小,打"擦邊球"的高手們也快被逼到了死角。舉個例子來說,韓寒和郭敬明這樣兩個要靠文化吃飯的"聰明孩子"不約而同選擇了"消費政治"的這一"險招"來博取關注度,這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鋌而走險"還要保持"紅"的狀態已經很難;同時,中國繼續做"世界代工工廠"的條件也在發生變化,新一代的年輕人越來越難以忍受枯燥重復、僅能換取溫飽的工作,他們需要有更多的空間來展示個性,而這些終究會指向禁區,比如競選和社運。

說到底,大陸能在八零年代末形成那樣的"契約",并非是因為中共找到了獨一無二的"治國秘方",僅僅是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在那個階段的社會和國家力量的對比下,以經濟和個人自由換取政治穩定的方案是雙方各退一步之后,還可以接受的唯一答案。但在任何其他的時空場域,在社會力量不是那么薄弱的地方,在人民的起始條件不是那么可憐巴巴的狀況下,這樣的契約都無法達成。

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曾有過這樣的辯論,是"香港會大陸化",還是"大陸會香港化"?這場辯論的核心最后歸結為這個問題,是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人們會放棄自由和尊嚴,還是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促進人們更熱切地追求自由和尊嚴?如果不是只看眼前利益的話,選擇了前者的"聰明孩子"未必真的聰明,而選擇了后者的"傻孩子"也未必真的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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