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的因素

2013-01-14|来源: 何清涟博客

【希望之聲2013年1月14日訊】在中共當局富有彈性的打壓下,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南方周末》事件”已告結束。但是北京高層心中非常清楚:南周媒體人三份訴求目標并不高的聲明能夠掀起如此大的巨浪,不完全在于《南方周末》的號召力,也不是《南方周末》這家報紙與支持者有直接相關的利益,而是中國知識階層及城市中產階級積蓄已久的改革愿望借機噴發。


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的因素已經非常明顯:

一、群體性事件增多,利益受損者群體數量龐大

2012年12月,兩份有關中國群體性事件的報告相繼出爐。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13年藍皮書》指出,每年群體性事件“可能多達10萬余起”,這個數字當然是保守,因為另有管道列出的數據多達20余萬起。但該報告指出的新特點卻值得關注:在空間上從中西部向東部延伸、規模增大、時間拉長。群體性事件涉及的社會沖突仍然是近年來一直存在的三個問題:征地拆遷、勞資關系和環境保護,征地拆遷導致的群體性事件占50%左右,環境污染加上勞資關系問題引發的群體事件占到30%左右,其他的占20%左右。

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發布了《2012年群體性事件研究報告》,除了指出過去五年來因環境污染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明顯增多之外,還總結了兩個重要特征,一是群體性事件參與者數量眾多,人群組成復雜,經濟發展水平在該區域內處于較領先的位置。二是城鎮居民參與的群體性事件占51。1%,稍高于農村居民46。7%——以前,農村地區的群體性事件發生高于城市,這一數據表明當前社會矛盾正在由農村向城鎮轉移。

從人口數量上來說,中國目前利益受損群體至少有四個不可忽視:失地農民(1。2億至1。3億)、復員轉業軍人未能得到工作的(據說幾十萬)、歷年積壓下來的失業大學生(據說高達1500-2000萬左右)、信仰不同的宗教團體。

上述四個群體當中,失業大學生基本無組織,失地農民的反抗主要借助于地緣關系而產生的共同利益;復員軍人則是利用原來在軍隊里的戰友關系轉相組合,都是低組織化的利益聚合。宗教團體的凝合功能最強。中共政府以“宣揚世界末日”為由打擊全能神教作為2012年“維穩”的最后一役,說明這類宗教組織是中共當局最在意的一種力量。

西藏、新疆與北京的離心化程度正在加深,這加劇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

為什么中共政府面對如此多的社會矛盾、民族矛盾,還堅持絕不改革的愚頑立場?說起來全得益于中國社會結構的沙礫化狀態,民眾有如一盤散沙,階層、群體之間缺乏基本信任。

二、社會信任程度嚴重下降

1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社會心態藍皮書》發布。這是該所發布的第二份有關社會心態調查的報告,除了指出官民之間互不信任、社會共享價值缺乏,難以形成社會共識之外,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項指標是:中國社會總體信任指標進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線”,出現了人際間不信任擴大化、群體間不信任加深等新特點,并導致社會的內耗和沖突加大。該報告如此闡述:

“階層意識強烈影響社會心態和社會行為。底層認同、弱勢群體認同依然比較普遍,底層認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心態和行為的關鍵因素,影響到社會成員對社會安全、社會信任、社會公平感和社會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成為采取社會行動的依據。”

“階層分化和底層認同使得民意極端化,常常表現出一邊倒的聲音和行為。極端化格局下,群體進一步分化。常常出現由事件引發的,短暫、松散、無組織、無目標的利益群體。越來越多相同利益、身份、價值觀念的人們采取群體形式表達訴求、爭取權益,群體間的摩擦和沖突增加。”

這種局面對當政者來說極其有利。

2013年1月上旬的“《南方周末》事件”在推特圈的反應正好證明了這一點。認為《南周事件》是中共內部的家務事,過去曾挺過韓寒,因而不應該支持等各種意見紛然雜陳。一條被反復重推的推文是:“N姨太撒完嬌,依然回去做她的姨太太去了。雖然在外人看來,這個姨太太面目嬌好、儀態萬方,仍竭力保留學生妹的清麗模樣,但她畢竟仍然是老爺的姨太太而已。抱有各種性幻想的淫們,洗洗睡吧。”(更詳盡的分析請見拙文《“南周事件”折射的社會分裂》)

三、社會不信任感使社會沙礫化結構固態化

我曾指出過,一個社會要想正常運轉,四個層次的社會信任不可缺少。對內有三個層次: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政治信任(包含法律信用);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商業信用;社會個體之間的互相信任;對外,則是國際社會的制度信任。

隨著傳播手段的現代化,中共政治謊言欺騙力日益下降。維持這個四個層次信任均已喪失的國度,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政治暴力。

但對中國形形色色的反對力量來說,自1949年中共消滅中國一開始自主性力量以來,民間社會已經喪失了自組織能力。面對中共,利益逐漸分裂的社會各群體之間本來就如同一盤散沙,如今連“信任”這一粘合劑都已經喪失,這種砂礫化狀態在任何時候都無法對抗中共的強暴力。(參見拙文《從“南周事件”看中國的集體行動邏輯》)

無組織的力量最易被有組織的力量擊潰。往最低目標說,這是許多環境維權最后流產的主要原因,以大連PX項目為例,發生之時,如風暴卷來,其勢嚇人。但因為是臨時聚合,既無組織監督政府履行承諾,也未能與政府達成一些可供日后監督的協議,反抗者散去之后,政府靜悄悄地開始這一工程。往最高目標如撼動政權,迫使政府作出改變來說,這種地區性的群體性事件很容易被中共政府擊潰,這就是中國每年10-20萬起群體性事件無法撼動中共政權的主要原因。

中共政治暴力機器前所未有地強大,本阿里、穆巴拉克都遠遠不如;但中國民眾的一盤散沙狀,也遠較這些國家為甚,因為那些國家至少還有伊斯蘭教作為社會粘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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