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官進民退 再論新聞媒體黨文化怪象

2019-02-04|来源: DJY|标签:党文化 中共 孟晚舟 

“你上次寫的‘解體媒體黨文化系列’,還有續集嗎?”

日前,一位讀者問及此事,頓時讓筆者驚覺,近期忙于時事新聞,幾乎已把這項工作丟進遺忘的時空。

于是,趁著中國新年期間,筆者決定搬出這個不那么“時事”的題材,繼續說沒說完的故事。

黨文化是什么?

首先,許多人可能還不清楚,“黨文化”究竟是什么?

黨文化,是一套迎合中共意識形態的思想、話語與行為體系,在中共通過媒體、文藝、教育系統長期灌輸給人們后,人們在日常言行舉止中,往往會不自覺地表現出符合共黨、有利共黨的思維、言談與行為,進而將中共的極權統治“合理化”、“常態化”、“正當化”,從而更加穩固中共對人民的控制與獨裁。

對新聞媒體來說,黨文化經常體現在報導題材、訊息內容、報導角度、使用詞語等因素里。

媒體黨文化影響甚鉅必須清除

那么,為什么要清除媒體里的黨文化因素?黨文化會帶來什么不好的影響?

其一,黨文化會維護共產黨對社會的極權統治與意識形態。

黨文化通過媒體傳播后,深入人們的思想意識與日常生活,會促使人們漸漸被洗腦、順應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世界觀,加上中共國家機器的嚴酷打壓,讓人們的一切起心動念、言談舉止不自覺地服從中共的“標準”,害怕與中共違逆,從而更加維護、鞏固中共的極權統治。

其二,黨文化會潛移默化、扭曲變異個人的思維與價值。

黨文化,沁滿著中共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但中共的價值觀卻幾乎都與傳統的普世價值相悖,諸如:反人權、反自由、反法治、反人性、反道德、無神論、戰天斗地等。

倘若人們受到媒體黨文化因素的長期薰染,價值觀與言行模式也容易隨之變異,走向背離傳統價值、遠離道德禮教,從而使人們變得像共產黨官員那樣道德淪喪、相互危害、自私自利,不擇手段地算計爭斗,無所顧忌地傷害他人。

其三,黨文化會污染世界,破壞傳統文化。

黨文化的種種理念、價值均與普世價值相左,而普世價值卻是各國傳統文化里流傳千載的共同信念,例如:敬天信神、善惡有報、真善忍等。媒體散布黨文化,等于散布“反傳統文化”,因此,必然誤導人們逐漸拋棄傳統文化,失去了各國民族的固有根源與歷史遺產。

職是之故,清除媒體的黨文化因素至關重要。

常見媒體黨文化怪象包藏禍心

此前,筆者在〈一句古諺看黨文化如何篡改傳統變異思想〉一文里,曾以“功夫不負有心人”與“皇天不負苦心人”為例,論述中共如何制造新詞語,變異傳統諺語的表面詞義與深度內涵。

而在〈這些成語你我耳熟能詳竟是中共黨文化產物〉文中,筆者曾通過簡單考證,指出包括“風口浪尖”、“順藤摸瓜”、“魚死網破”等常見詞語,其實是中共黨文化底下的文藝產物。

現在,筆者將繼續介紹華文媒體里幾種經常出現的黨文化怪象:

?報導用詞隱藏“黨上民下”權力結構

中共深諳利用媒體控制輿論與人民思想,因此報導用詞也多所講究,而許多用詞當中,其實都潛藏著“中共在上”、“人民在下”的權力結構意涵。

例如“受眾”,受眾意指被動接受媒體訊息的民眾,背后意味著媒體是單方面、由上而下對民眾傳播訊息,民眾只能接受服從。

然而,在西方國家或其它正常社會里,“受眾”一詞早已被認為是忽視人們主體性、自主思維的過時產物,因此現在多數社會改用“觀眾”、“聽眾”、“讀者”、“閱聽人”、“閱聽眾”等詞語,借此體現人們對媒體訊息的主動解讀與詮釋權。

因此,中共媒體普遍使用“受眾”一詞,恰恰體現中共只想灌輸人民信息、強迫接受,不希望人民有不同解讀與詮釋。唯一的話語權,只歸“黨”所有,眾人只能聽從。

再者,如常見的“某某官員前往某地調研”,“調研”是調查研究的縮寫。然而,傳統意義上的“調查研究”,不僅是要學有專精的人去做,同時還要花費相當時間與精力去深入探索、追究。

然而,中共多數官員的“調研”,充其量不過是一兩個小時、或更短的現場考察,看看表象、聽聽簡報、說說官話,與傳統的“調查研究”相去甚遠。在正常社會的媒體里,多半使用“訪視”、“視察”、“探視”等作為報導用詞,恰如其分。

中共官媒大量使用“調研”來描述黨官活動,無非是暗中抬高黨官地位與形象,增加黨官對人民的“上對下”權威感。

?用詞“極端化”、“浮夸化”

“假、大、空”是中共黨文化的特點之一,這項特點也充分體現在新聞媒體的用詞極端與浮夸。例如:

“深入基層班排,察看執勤哨位,親切慰問部隊官兵。”(新華社)

“太行山高速的開通,為沿線人民出行節約了大量的時間,便利了百姓的日常生活,還大大提升了運輸效率。這條高速將源源不斷的活力一路引進大山,成為一條山區群眾的‘幸福路’。”(新華社)

“渥太華這樣做,是中國社會絕對接受不了的。很多中國公眾會因此給加記一筆重帳,大家一定會要求中國政府嚴厲制裁加拿大。中加關系面臨嚴重倒退的風險,這也是對加拿大公眾利益的侵害。”(《環球時報》)

對講究客觀、中立的傳統媒體來說,官員訪視軍方,用“慰問部隊官兵”即可,不需刻意套上“親切”形容詞來加料,反而顯得矯揉造作、主觀濃烈,一看就是媒體對官員的吹捧與煽情。

至于高速公路開通,改善居民生活與效率,記者應側重描寫實際的改善情況、案例,給出具體數據,讓事實來說話,無須添油加醋地抹上一段“這條高速將源源不斷的活力一路引進大山,成為一條山區群眾的‘幸福路’”。

這段話語不僅是濃厚的記者主觀調料,用詞浮夸,與強調客觀中立的傳統新聞相去甚遠;而且讓人不禁質疑,媒體是否刻意通過這樣的浮夸語句,掩飾施政成效的不足與缺乏漂亮證據,從而達成報喜不報憂的宣傳效果。

至于《環球時報》的評論語句,更是使用“重帳”、“嚴重”、“嚴厲”等重詞,不僅語氣極端、字露兇光,也流露著中共對外國政府的恐嚇與霸凌心態。

?字里行間充滿“戰斗性”、“爭斗心”、“殺氣”

在中共媒體上,經常可以在新聞、評論當中,讀到高度“戰斗性”、煽動斗爭、甚至殺氣騰騰的非理性字詞。例如:

“奉勸加方不要執迷不悟,立即釋放被拘押人員,切實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正當權益。否則,必將造成嚴重后果,加方要為此承擔全部責任。”(新華社)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會上提出,新的一年要攻堅克難、狠抓落實,為教育新發展新跨越開好局、起好步、奠好基。”(《中國教育報》)

無論是對外國的交涉呼吁,或是對國內的政策宣導,中共黨媒都采取非理性、不平和、斗爭意味濃烈的字詞,諸如“加方要為此承擔全部責任”、“狠抓落實”等。

然而,這些不理性、不客觀的字詞,正常社會的媒體與官員幾乎不會使用,因為不但容易給人缺乏理智、不夠穩重、動刀動槍的負面暴力觀感,并與傳統社會的諧和氣氛相違逆,還容易暗中向閱聽眾灌輸負面因子,帶動社會的暴力傾向與斗爭氣氛。

?覆誦“黨”核心地位宛若洗腦咒語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句話,幾乎是中共黨媒與官員日夜覆誦的魔咒。例如:

“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同心同德,開拓進取,用辛勤勞動創造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創造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新華社)

無須贅言,這句神似洗腦歌曲的臺詞,無非是要通過媒體的大量覆誦,宛若催符念咒,對人民腦中強行深植“黨”的核心權威地位。

?為“黨”與“政府”歌功頌德

無時無刻在各類新聞中為共產黨歌功頌德,是共產政權黨媒的首要職能。例如:

“王生云是地地道道的拉祜族苦聰人,他的祖輩世代居住在大山里,在新中國成立前還過著刀耕火種、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新中國成立后,苦聰人從原始社會末期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今天,苦聰人正在邊遠的哀牢山區緊跟著中華民族實現全面小康的前進步伐。”(新華社)

“政府給我們補助,每家每戶都修了廁所,還有太陽能熱水器,以后能洗熱水澡咯。”(新華社)

從這兩個案例可見,黨媒在新聞背景的敘述,以及受訪者的引語選用,都刻意突出能夠吹捧中共政權、迎合社會主義主旋律的元素——尚且不論這些內容是否造假或違背事實。

同時,藉由這些描述與引語,黨媒特意呈現出“黨”對人民的上對下施恩,暗暗植入“黨才是人民衣食父母”的潛臺詞,從而進一步在人民的意識思維中鞏固“黨”的統治地位與權威。

?官進民退抬高黨官權勢地位

許多中國的社會新聞與災難新聞,具有一項世界罕見的“中國特色”:各級官員出現的篇幅,遠高于新聞事件主角。

例如,日前發生在西安的一起車禍事故,造成九人死亡,但某家陜西媒體的報導中,不僅沒有提及事故的可能原因、事發經過或當事人的身份描述,甚至關于車禍本身的敘述僅有一段,其余三個段落都是不同官員的“批示”與“忙碌”。

先是“省委書記胡和平作出批示,要求省市負責同志迅速趕赴現場處置”;接著,“省長劉國中批示要求,迅速組織專家對傷者進行搶救”;再來,“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梁桂,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和省市相關部門負責人立即趕赴現場,成立處置工作領導小組,迅速開展工作”。

各級黨官不斷“批示”,突顯出黨官的“權威地位”;同時,官員依據“官位”高低依序出現在新聞中,則向人民與社會暗中傳遞了“黨官階層”的重要性與正當性。

至于車禍中,誰罹難了、誰受傷了?車禍怎么發生的?似乎不重要。一場重大車禍悲劇,儼然成為各級黨官的秀場。

這種“重官輕民”、“官進民退”的新聞詭異亂象,不僅徹底扭曲新聞本質,反映了共產黨視民如敝屣的一貫心態,更凸顯了中共黨文化完全失去傳統文化中要求君主與官員要“愛民如子”、“視民如傷”的仁愛敦厚。

以上種種媒體黨文化怪象,根本目的都是鞏固“黨”的領導地位與極權統治、壓制人民的自主意識、強化人民對“黨”的服從與依賴。

不過,新聞媒體當中還有其它不易從表面字句察覺的隱晦黨文化因素,限于篇幅,且待下回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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