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4a): 經濟篇(上)
【大紀元2018年06月05日訊】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上)

目 錄

引言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2)高稅收的現狀
(3)高福利的現狀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2)國家干預的后果與實質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2. 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1)共產邪靈沒有放松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2)中國經濟增長背后的真相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后果
3. 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
引言
一百年多前,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鼓吹以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半個世紀后共產主義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積的國家。

1990年前后,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許多東歐國家又不得不實行“休克療法”,回歸市場經濟。一些本來不是共產黨執政但信奉社會主義搞國有化的國家,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后,也不得不開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共產邪靈在全球攻城掠地,為的就是要統治世界。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拋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是證明共產邪靈失敗了呢?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共產邪靈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終目的而毫無原則,變化多端;它的“原則”隨著需要任意變動,對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達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經濟領域尤其如此。

仔細剖析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及其背后的實質,人們不能不驚訝發現,共產邪靈的魔爪早已伸進了經濟的每個角落。在各種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對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國的經濟正在一步步脫離自由經濟的軌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產邪靈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實面目,思考并制定對策,已經刻不容緩。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人而言,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對社會而言,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 [1]為達到此目的,共產邪靈在共產國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殺的方式。而在自由社會里,暴力共產主義沒有太大的市場,因此共產邪靈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形式,分不同階段、不同程度地滲透整個社會,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別。

目前西方國家的很多經濟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叫的名字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最終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剝奪私有財產,削弱自由企業的作用,擴大政府權力,向社會主義靠攏,采用的手段則包括高稅收、高福利和國家對經濟的全面積極干預等。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福利。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高福利政策,讓從共產國家來的人感到這里更像共產主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財政來源是稅收或者國債,最終由民眾買單(國債最終也是納稅人買單,只不過有一個時間差)。高福利就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只是西方社會不講共產黨的暴力革命。

高稅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財產強制拿到國家手里,由國家統一進行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其實質是變相、漸進式廢除私有財產。

高稅收與共產政權的公有制、平均主義殊途同歸,二者的區別只是國家占有是發生在生產之前還是之后。共產政權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直接歸國家占有,西方國家的高稅收是生產資料個人占有,但是生產出的財富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占有,作為公共財產來分配。兩者其實都相當于盜取搶奪他人財富,只不過后者沒共產主義國家那么暴力,是通過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實現。

政府救助,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者的社會保障是合理的。正因為福利制度有積極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給了共產邪靈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斷推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在這一點上高福利已達到共產主義經濟對人、對社會、對道德同樣的破壞效果。共產主義經濟有著摧毀人性的內在必然性,能從人賴以生存的經濟角度來激發人的惡、敗壞人的道德,這就是邪靈在全世界,包括共產政權國家和自由社會,都推行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根本原因。

(2)高稅收的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高稅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財富經由納稅向公共領域的轉移,或者國家借債,高福利政策就無法維持。

比如美國的稅收超過一半是在負擔社會福利和醫療,而其來源中,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安全稅超過80%,還有11%來自于企業稅。[2] 比起美國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遠,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稅收。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資料,在其所統計的35個市場經濟體中,有27個國家的勞工收入稅率超過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現在歐洲。[3] 同時,在歐洲吃飯或購物時還要付增值稅,這部分由消費者承擔,有的國家的增值稅高達20%左右。如果加上企業稅和其它雜稅,整體稅率將會更高。

另有研究顯示,在1900年前后,有20個經濟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稅率是10%,日本和新西蘭是5%。而到1950年,這20個國家的平均最高稅率超過60%,之后緩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稅收不只是針對富人,被直接或變相懲罰的也包括窮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辦法通過商業和各種方式合理避稅,而窮人在增加收入時,可能面臨失去一些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圍內甚至出現越勞動納稅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現狀
自1941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張建立“福利國家”,規劃“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現代社會高福利制度已經擴展為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的體系,遠遠超出傳統慈善的臨時性貧困救急范圍。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3年美國有一億多人口(占總人口的1/3)領取各種福利(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平均每人領取相當于9000美元的補助。[5]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貧困線人口占12.7%。但是美國的貧困人口生活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吃驚:根據政府調查,貧困家庭中96%的父母說孩子從來沒有挨過餓;49.5%的家庭住在獨棟房屋里,另有40%的家庭住在連排屋里,住在移動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里有空調;40%的家庭有寬屏幕液晶電視;3/4的家庭有車。[6]這種人為劃分出的龐大數量的“貧困人口”為進一步擴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美國在國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福利低于平均值。大多數北歐和西歐人享受的政府福利遠遠高于美國。比如丹麥“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樣享有;在希臘出現經濟危機之前,希臘人享受著高福利,一年領14個月工資,61歲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資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長550天的連續帶薪病假等等。

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于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瑞典學者尼瑪?山楠達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斗、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舍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于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后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于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后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愿;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后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采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舍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系,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系在了一起。[8]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征稅,并非出于善心施舍,實際上被剝奪了施舍行善的權利;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舍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舍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征收了部分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 。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斗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后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在希臘,人們不愿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10]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它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危機爆發后,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征稅。 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斗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后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后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