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4b):環保主義(下)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共產主義勢力被削弱、共產黨國家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凸顯,環保主義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被邪靈在全球范圍利用來推動其圖謀。

1)滲透政治,構筑全球政府
共產邪靈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剝奪人的財產、自由,無限擴大政府強制權力。這在西方國家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而環保主義讓邪靈有了一劑很好的迷魂湯,在保護環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輕易剝奪。

第一,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財富的再分配。傳統共產國家通過革命方式強制進行財富再分配,由于時過境遷,故伎重演難度很大,因此環保主義者采用迂回策略,用全球環境災難的名義迫使人們主動放棄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地球之友協會稱:“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須是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32]知名環保思想家希爾曼(Mayer Hillman)稱:“配給制是防止氣候變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給制必須實施,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因為“保護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于滅絕,跟這個目標相比,民主這個目標就不那么重要了”。[33]在這場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爭”中,英國首先提出了“個人碳定量證券”的概念。一位英國科學家表示,這是“引入第二種貨幣,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份額。這種財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須從窮人那里購買碳信用額度”。[34]在蘇聯或共產中國生活過的人可以輕易地看出,這種碳定量配給制是極權制度實現的另外一種方式,就像中共當年配給的油票、糧票、布票一樣。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實現了財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賦予中央政府至高無上的對財富和自由的支配權。

第二,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限制個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傳統的西方,要想讓人主動放棄個人自由,接受對個人生活的諸多限制,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須設想一個巨大的即將到來的災難,迫使人們放棄自由權利。“全球變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環保主義者的最佳選擇。澳大利亞的“碳意識聯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個禁令清單,這個清單以全球變暖的名義強迫人們改變其行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爐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熾燈泡,禁止瓶裝水,禁止某些地區生產的私家車,禁止等離子電視,禁止建設新機場,禁止擴建現有機場,禁用電器設備上的“待機模式”,禁止燃煤發電,禁止電熱水系統,禁止開車度假,禁止三天周末;征收生育稅,征收大型轎車稅,征收超市停車場稅,征收垃圾稅,征收第二棟住宅稅,征收第二輛轎車稅,征收假日航班稅,征收電力稅以補貼太陽能[電力],征收大型轎車陳列室稅,征收進入城市的汽車的生態稅;需要許可才能駕駛自己的汽車超出城市范圍,縮小電器設備的選擇范圍,給每個人分配碳信用額度,規定燃料效率標準,研究如何減少挪威駝鹿產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線迫使司機小心駕駛。[35]

第三,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擴大政府編制和權限。各個西方國家除了環境保護局的龐大機構之外,開始利用環境借口,設立新的政府部門,擴大原有部門權限。任何機構都有 “自我維護”、“自我擴張”、“自我繁殖”的傾向,這些環保部門也不例外。它們利用甚至濫用手里的權力,向社會公眾散布環境災難的恐怖論調,以爭取更多行政經費,穩固自己在政治體制當中的位置,最后買單的只能是納稅人。美國舊金山市設立年薪為16萬美元的“市氣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倫敦最貧困的一個區(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氣候變化有關的官員。[36]這和大學、公司設立“多元化”官員的運作機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民主制度過時論,伺機建立超國家甚至全球性的極權政府。環保主義者聲稱,民主制度不可能應對即將到來的環境危機,為了有效應對危機,必須采納或者至少部分采納極權制度或者威權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爾(Janet Biehl)精確地總結了這種心態:“生態危機只能通過極權的方式解決”,“需要一種‘生態專制’”,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自由社會會自愿采納“綠色議程”。[38]環保主義奠基人之一、美國學者保羅?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個幸存者──拯救地球這艘宇宙飛船的計劃》這本書中呼吁:①過度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必須實行人口控制;②過度發達的國家必須還原化(必須“消除其發達化”);③欠發達國家必須半發達化;④必須建立監督和調節世界體系的程序規則,不斷努力維持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最優平衡。[39]事實上,除了一個全球性的極權政府,任何政府和組織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權力。這等于利用環保旗號鼓吹建立全球極權政府。

第五,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中共制度優越論,為共產極權唱贊歌。由于人口增長意味著使用更多的資源、排放更多的碳、產生更多的垃圾,環保主義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減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環保主義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報導,中共從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億,假如沒有這個政策,中國人口會達到16億。該報導作者得出結論,中共無意間為全球的碳減排做出了貢獻。被作者忽視的是數億幼小的生靈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難。

環境問題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環境污染問題,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經濟模式早已把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國是大城市空氣污染最多的國家,中國大部分河流已經無法飲用,中國的沙塵暴飄洋過海到了韓國、日本、美國。按理說,真正的環境保護者一定會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中共。吊詭的是,很多環保主義者對中共贊譽有加,甚至視其為環保事業的希望。美國共產黨的新聞網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來對環保新聞的報導占據了很大的篇幅。令人驚訝的是,該網站環保新聞的主調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環境政策將毀掉這個國家甚至整個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這只能說明共產邪靈在背后的操縱。

捷克前總統、經濟學家克勞斯在《環保的暴政》一書中睿智地指出:“環保主義是一種企圖激進地不計后果地(以對個人自由的嚴苛限制和人類生命為代價)改變世界的運動。它企圖要改造人、改造人類行為、改造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簡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對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社會繁榮構成最大威脅的,已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那種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無忌憚的環保主義政治運動意識形態。”[41]他認為,環保主義者對待大自然的態度與馬克思主義者對待經濟問題的態度不謀而合:“兩者皆旨在以所謂最優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發展規劃來取代世界和人類自由自發的演化。這種方法論,就像其共產主義的先例一樣,是烏托邦式的,所帶來的結果只能是與初衷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的。與其它烏托邦一樣,這樣一個烏托邦同樣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數人凌駕于廣大群眾之上指手畫腳來實行。”[42]他批評環保主義“鼓吹地球和自然,他們打著環保的旗號──與當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極其類似──妄圖通過一項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現在是全球性的)規劃取代自由和自發的人類演變進程”[43]。克勞斯堅決反對有人企圖利用環保構建國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眾。

2)打擊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的目標之一是推翻資本主義,而環保主義把資本主義當作破壞環境的天敵,于是共產主義與環保主義有了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所以共產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受挫之后,很自然地就劫持并扛起了環保主義的大旗,把人類正常的環保活動演變成為征服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產主義曾描繪出一個美妙的烏托邦,也就是“人間天堂”,來煽動窮人鬧革命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而以環保主義為掩護的共產主義采取的則是一個類似的手法,但是,描繪的遠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烏托邦,而是可怕的“反烏托邦”,一個“人間地獄”:在一百年之后因為地球變暖,到處是山崩海嘯、干旱洪水熱浪,人類面臨生存危機。這一次煽動的不再是窮人,而是要富人們起來拋棄原來的生活模式。誰會自愿改變舒適或者習慣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個政府當然不夠,那就要靠聯合國,要靠世界政府。還動不起來,就把未來的生態災難給以強化宣傳,制造生態恐慌,從而影響民眾和政府,讓政府強制推行環保主義的政策,達到摧毀資本主義的目的,實現共產主義。

原教旨共產主義在獲得政權后,一是剝奪富人財產,所謂的殺富濟貧,其實窮人還是窮人,財富都被當官的貪了去;二是搞國營經濟,消滅私有制,把經濟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們看看環保主義的做法。一是要富國出錢幫助窮國,財富再分配,其實窮國還是窮國,幫助窮國的錢通常都被窮國的官員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機制,用各種嚴苛的環保政策來捆住資本主義的手腳,讓企業關停或者遷到海外,讓發達國家的經濟垮下來,從經濟上削弱資本主義。環保主義在摧毀資本主義上與原教旨共產主義何其相似,說白了,也就是共產主義以不同面目在人間作祟。

環境主義的重點就是渲染未來的災難,用恐懼來俘虜今天的民眾和政府。很多致力于宣傳這種末世恐慌的人,他們自己卻過著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見他們自己也并不認為大難即將臨頭。

可以看出,因為要利用環保危機,特別是利用“全球變暖”這個共同“敵人”來聯合各種力量反對資本主義,所以,強調和夸大危機就成為了必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人們對價格最低廉的能源產生巨大恐懼,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氣以及核能源。數十年前他們已經成功地讓人們對核能源產生恐懼,現在他們又要想辦法讓人們害怕化石燃料,辦法就是聲稱化石燃料會造成災難性的全球變暖。

嚴苛的環保條例就成了打擊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手段,成了“就業殺手”。綠色刺激計劃、清潔能源計劃、新發電廠的法規、更嚴格的車輛法規、《巴黎議定書》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變暖的名義進行的。然而,氣候科學實際上并沒有確定變暖主要是人為的,并且一定會導致災難。如果是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那么所有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礙經濟發展的作用,對人類無任何益處。

在環保主義的推動下,一味地無科學根據地提高汽車尾氣排放標準,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學產品等,就意味著提高產品造價,減少利潤,就會有相應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將工作機會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以減低造價、保住利潤。即使是環保支持者們也承認將汽車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侖54.5英里,也最多能達到2100年時使氣候增溫幅度降低0.02攝氏度,[44]對所謂的降低溫室效應幾乎無補。但各種限令的結果卻是讓百萬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擊了西方國家的制造業、科技發展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能力。

環保新產業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動和補貼,不是市場運作產生的。在研發還沒有突破的情況下就搞大規模的量產,實踐證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業很難生存,拉動就業也就談不上;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企業不是從一個縣搬到另一個縣,而是搬到了另一個國家。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就業損失是凈損失。

環保運動大力鼓吹綠色能源,掀起來一股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的大躍進,但是制造綠色能源本身帶來的污染卻被掩蓋或者低估。太陽能板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四氯化硅就是一種劇毒物質,會對環境造成很大危害,“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將是貧瘠的,沒有草或樹木會在這個地方生長……它就像炸藥──它有毒,是污染的,人類永遠不會碰它”,《華盛頓郵報》引述一位材料科學專家的話如是說。[45] 同時在制造太陽能板的過程中還會消耗大量的傳統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樣制造大量污染,可以說綠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綠色而是污染。

從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美國就希望把外流的制造業拉回美國。除了稅收優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環保也是一個阻擋制造業回流的重要因素。臺灣電信巨頭富士康欲在美國投資設廠,談了數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國廣州建立一個類似規模的大廠,從洽談到動工,只用了50天。該公司總裁呼吁美國應該到中國學習和調研。 [46]川普入主白宮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舉措,在環保方面為企業松綁。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除了稅收優惠,威斯康辛州政府還豁免了高標準的霧霾、濕地等相關環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資得以在該州落實。

根據《巴黎協議》,到2025年之前,發達國家每年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約1,0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幫助他們在能源結構和工業化技術上取得發展和改進。而在一百多個簽署國中,美國每年獨自就要承擔75%的費用,也就是大約750億美元。美國要在2025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當于每年減少排放量大約16億噸。至于超越美國成為最大污染國的中國,目標是允許其2030年前碳排達到峰值。[47]川普總統在演講中指出:“如果繼續遵守《巴黎氣候協議》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對美國強加的苛刻限制,根據國家經濟研究協會的統計,到2025年美國會丟失270萬個工作”,“這個調查報告還顯示,到2040年,遵守上屆政府的承諾將造成以下行業大幅減產:造紙下降12%,水泥下降23%,鋼鐵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氣下降31%。到這時,國民生產總值將下調3萬億美元,同時要丟失650萬個工業職位,而家庭收入將減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借著環保名義,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技術,制定不合理的法規、協定,只能讓共產國家有機可乘,反制西方。這樣尤其致使美國這個國際警察、西方世界對抗共產邪惡的最后堡壘,無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著邪惡坐大。這其實正是邪靈期盼的結果。

我們不是否定環保。環境需要保護,但是,保護環境的目的是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萬物之靈。超前的環保、過度的環保、以犧牲人為代價的環保,是中了邪靈的圈套。環保必須有一個平衡點,而現在的環保運動是不在乎平衡點的,而是永無止境地要向一個方向推動。在這場過度、極端的環保運動中,我們不懷疑有很多活動人士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但是要求政府來主導一切的背后,其實是共產邪靈的幢幢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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