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曉農】為何東德人心中的“柏林墻”難以移除?

2019-11-13|来源: 自由亞洲電台|标签:东德 柏林墙 

柏林墻倒塌30周年了,但不少德國東部民眾一直認為,東部人無法與西部人在工作機會和經濟收入上平等,一種心理上的“柏林墻”依然存在。心理“柏林墻”的實質是東德人對共產黨統治時代認知上的迷茫,迷茫的原因是制度轉型時,德國政府和知識精英放棄了對紅色制度文化遺產的全面清理。

一、在柏林墻東西兩邊穿梭

西柏林和東柏林曾是我十分熟悉的城市,而我最熟悉的時段就是柏林墻倒塌前后的那段歲月。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任訪問學者,也時常抽空去一墻之隔的東柏林,探訪東德經濟學家和在那里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兩個柏林不僅僅是冷戰的產物,也體現出兩種社會經濟制度的明顯差別。東柏林被官方稱為“工人階級的天堂”,但在海關,對來自西柏林的每個旅行者都要搜身檢查,防止他們攜帶東德馬克入境。因為在東柏林國家銀行兌換東德馬克,與西德馬克的官定匯率是1比1,而在西柏林通往東柏林的動物園電車站外的私人銀行里,市場價卻是1個西德馬克兌換12個東德馬克。東柏林市內的高層居民樓很象當時北京前三門大街的街景,商店貨架上物種稀少,餐館里食物簡單,就餐者寥寥。而西柏林則與西方的任何大城市一樣,市場上應有盡有,有西柏林“第五大道”之稱(模仿曼哈頓的第五大道)的選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更是繁華熱鬧。東德人雖然不能進入西柏林,但東柏林家庭的電視天線統統都對準西柏林,他們對西柏林的情況不陌生,卻只能望梅止渴。

那時,東德當局發給那些獲準訪問中國的學者之護照不同于只能去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護照,持有前一種護照是一種特權,被稱為“資本主義”教授,意味著當局信任他們,并不擔心他們訪問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中國就受到“不良”影響。社會主義東德與中國的毛時代一樣,留學生寫論文,首頁必須以馬克思和總書記語錄開篇。在那里的中國留學生對西德的經濟研究非常感興趣,我經常給他們帶去我所在研究所出版的經濟研究期刊。而東德的秘密警察(Stazi)對來自西柏林的中國學者防范甚嚴,大概是怕來自西邊的“不良”影響”“帶壞了”他們的留學生。有一次我在洪堡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宿舍里,就遇到了東德秘密警察派去的懂中文的東德學生直接闖門而入,坐在那里當面監聽我與中國留東德學生聊天。

東德高等經濟學院的一位“資本主義”教授曾邀請我去他在東柏林郊區的別墅私下交談。為安排此行,先通過第三者轉告我,何時在某地鐵站外等候一輛車牌號為多少的東德產轎車,到他家后他才敢和我敞開聊天。他告訴我,一批東德經濟專家奉命研究東德何時能趕上西德,而專家們最后的結論是,東德的生產率雖然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名列前茅,卻始終僅及西德的五分之二,當時東德的經濟主要靠西德的經濟援助維持生存。這份報告上交后,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下令以最高機密封存,不得泄漏。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社會主義陣營的真正“實力”。

像許多西德人一樣,親眼目睹柏林墻倒塌的我當時誠心誠意地相信,東、西德的統一將會給德國帶來完全美好的未來。十年前我曾經在自由亞洲電臺接受專訪,回憶柏林墻倒塌的那些歲月,同時在節目的網頁上播放了我當時拍的許多照片。然而,那時的我與許多西方學者和記者一樣,太簡單幼稚了。當水泥造的柏林墻倒塌時,誰也沒有想到,30年后心理上的“柏林墻”居然繼續存在,并給德國的未來留下了陰影。

二、東德人的心理“柏林墻”長期存在

柏林墻倒塌30周年之際,一些學者和記者發表了文章或采訪,談到了“柏林墻倒塌的復雜遺產”、“柏林墻在德國人頭腦中依然存在”、“德國人仍然在談‘東邊的人(Ossies)’和‘西邊的人(Wessies)’”、“兩邊之間存在著看不見的障礙”之類的問題。《德國之聲》前幾天的報道指出,甚至在柏林墻倒塌之后的第三代東德人心中,仍然對父輩、祖輩當年在紅色東德的角色充滿疑問,而父輩們則保持緘默。西方學者和記者的上述追問終于開始正視一個重要的現實,但所談的仍然是表象,卻并未觸及問題的要害,那就是,心理“柏林墻”究竟出自什么原因?

心理“柏林墻”的實質,是東德人對共產黨統治時代認知上的迷茫。這樣的迷茫并非所有原共產黨國家轉型中都必然發生。在前蘇聯各國以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或多或少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然而,在中歐四國(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政權終結后的短短幾年里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四個國家的民眾再也不為此困惑。

如果用轉型中的經濟復蘇艱難來解釋這種認知困惑的存在,那么,東德最沒有理由發生這樣的困惑。因為東德與所有其他原共產黨國家不同,不是靠自己的有限力量獨自去完成轉型,而是把轉型融入了德國的統一過程。所謂的德國統一,實際上是西德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方面掌握主導權,并為東德地區提供巨額的經濟援助。在這些方面,東德幾乎可以說是得天獨厚。因此,東德的政治、經濟轉型道路走得又快又穩,比其他原共產黨國家順利得多。從德國開始統一進程之后,5年內德國政府向東德地區投入了8千億馬克的資金,原東德居民人均獲得約3萬美元,沒有哪個轉型國家有如此慷慨豐裕的資助。盡管東德地區居民的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生活水平接近西德,但統一5年之后仍然有40%多的東德居民認為,經濟狀況并不比統一前好,甚至是“惡化”了。

1980年代的中國改革過程中,政府大幅度提高職工工資,增加食品供應,結果出現了民眾“拿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社會現象。東德民眾的心態似乎與當年的中國人頗為相似。西德的一些社會學家把東德民眾的種種不滿,理解為東德民眾的個性問題,這是刻意回避紅色東德的負面歷史遺產。

三、心理“柏林墻”來自紅色制度的文化遺產

什么是“柏林墻倒塌的復雜遺產”?美國塔夫茨大學的Kalimah Knight提出了這個說法,卻沒有給出解釋。其實,“柏林墻倒塌的復雜遺產”就是柏林墻這個紅色制度的象征所代表的共產黨制度的文化遺產。共產黨國家維持統治的一個基本手段是洗腦,其目的是改變人們在共產黨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把民眾改造成按照紅色意識形態教條來思考、行動的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走上了民主化、市場化的道路,人們在共產黨時代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都必須相應地調整、改變。這樣的調整過程即社會重建,我把它稱為社會轉型。從社會主義制度轉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涉及的不只是政治轉型(民主化)和經濟轉型(市場化),還涉及到社會轉型,即民眾價值觀和行為的改變。而由西德政府主導的東德的制度轉型,恰恰就少了這個最重要的環節,于是心理“柏林墻”就留在了東德民眾的頭腦中。

社會轉型是一個比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更緩慢、更難駕馭的過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可以由政府主導,而社會轉型只能是每個公民各自的“頭腦風暴”,是一種對自己在紅色年代接受的道德、價值觀念的自我否定,對新的非共產黨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念的重新認同,以及對個人行為的校正過程。這樣的自我否定型思維與行為轉型只能基于個人的自覺自愿,任何政府部門都無法強制安排。如果多數社會成員成功地否定了紅色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接受了新的道德、價值觀念,同時校正了自己的行為,這個社會就會很快適應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如果社會轉型處于遲緩、甚至停滯的狀態,那么民眾依照紅色價值觀來評價轉型期的各項政策,就會產生攀比、索取心理,以及相應而生的種種不滿。

由于主導東德地區制度轉型的西德政治和知識精英們不懂得社會轉型的重要性,片面強調對紅色文化殘留物的寬容,只是單純開展了對秘密警察的批判,因此,東德許多民眾都竭力回避歷史上的丑惡,無法“逾越過去”。德國統一后,在東德地區,共產黨時代留下的價值、道德觀念并未得到凈化,因此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比如,與中歐國家的民眾不同,東德地區的民眾在轉型期往往偏重于向政府索取、熱衷于同西德民眾攀比,一旦認為自己的就業、生活狀況不如西德民眾,就會嚴重不滿。其次,原共產黨政權的精英們因為失去了過去的精英地位而理直氣壯地成為“失落的一代”,不但毫無懺悔之心,相反還把自己的失落轉化為對民主制度、自由經濟的不滿。再次,在市場經濟下,許多研究、教育、文化、傳媒機構都不再由政府資助,而東德的許多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不能及時調整價值觀和心態,把自己社會經濟地位的相對下降歸咎于統一和轉型。我在柏林就聽到不少東德知識分子的此類抱怨,有的人甚至因此表達出對民主制度的厭惡和對中國現狀的羨慕。

四、為什么德國政府不如中歐國家明白?

中國從未推行民主化,當然談不上清理紅色文化的遺產,出現“拿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社會現象毫不足怪。統一后的德國完成了東德的民主化,卻因為忽視社會轉型,結果造就了東德社會的“吃肉、罵娘”群體。這些人近年來在選舉中,支持令德國本屆政府頭痛的“選擇黨(AfD)”。但德國政府似乎到現在也沒明白,花錢買不來社會重建,相反卻成了花錢找罵。

其實,就在德國的東部諸鄰國那里就有社會重建的成功榜樣。中歐四國的社會重建是由獨立知識分子和部分思想開明的原共產黨官員主導的,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三個實現社會轉型的口號,即“懺悔”、“靈魂凈化”和“犧牲”。這三個口號不僅針對原共產黨官員或黨員,也針對全社會所有成員。這三個口號的實施,主要由原來的異議知識分子通過媒體進行社會動員,然后依靠社會共識而產生效果。這幾個口號在社會上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支持。所謂的“懺悔”是指大多數社會成員在紅色政權下都多多少少配合過當局,哪怕是個人的沉默也屬于默默的支持,所以轉型時期每個人要有內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凈化”指的是“懺悔”后人們要把思維當中紅色當局灌輸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逐漸清除出去,達到靈魂的“凈化”,這是個人的思考、反思過程,各自省悟,形成一種社會風氣。第三個口號“犧牲”主要是針對社會成員在轉型時期的行為,即為了終結舊體制,有必要為清除這個體制而個人作出一些犧牲;與此同時,不應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維護自己在紅色時代所獲得的既得利益,更不能“一切向錢看”。中歐四國的社會轉型在短短幾年里就告一段落,此后再未出現過類似于東德的心理“柏林墻”問題。

在中歐四國發生過的社會重建過程,德國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因為德國的商界和文化界與中歐國家有非常密切的往來。但是,西德各主要政黨和文化精英多少都有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的尊重或寬容,而紅色政權的文化遺產又與馬克思主義緊密相關。“投鼠忌器”,或許是那時放棄社會重建的原因之一。另外,推動社會重建,會遇到部分社會成員的抵制,而當時的德國政府為了順利完成統一,很可能只想“栽花”,不愿“拔刺”,于是便種下了難以消化的苦果。今日東德的活躍人士當中,有歌頌紅色社會主義的,也有批判民主制度的,但支持現任總理默克爾所屬政黨的人卻很少。

總之,德國政府失去了在轉型之初推動社會轉型的機會,現在再補課,不但為時已晚,而且難度更大了。德國政府推行東德轉型所留下的教訓,其實對中國也是一份重要的教材,中國未來的民主化過程很可能會受到社會上紅色價值觀的嚴重干擾,這一點非常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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