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下)

2012-07-02|来源: |标签:九评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日讯】(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着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残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惨酷之祸,古今罕有也。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覆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像,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乾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着称。辽沉、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甚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甚么时候去拉,甚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象,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的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覆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肌体部份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份,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拚,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甚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结语

是历史的甚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甚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甚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根据中共的随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与某些部份的群众巧妙的连在一起,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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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004 1:27: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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