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上)

2012-07-02|来源: |标签:九评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日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大纪元11月23日讯】前言

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箝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一千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二百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甚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份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 ── 「消灭地主阶级」

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份、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倍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 比1,扩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 ── 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讯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三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 1950 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甚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甚么,你就得说甚么;党需要你做甚么,你就得做甚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二十二个省、二百零七个大小城市的五十六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 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十三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 就有一万一千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斐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 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五十五万名「右派份子」。二十七万人失去公职。二十三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三十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甚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至此以后,一部份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七百七十三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 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着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 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四十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甚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 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 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六十六天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区十个县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级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三十五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十一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甚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甚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甚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 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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