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上)
【希望之声2012年7月5日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大纪元11月27日讯】前言

张付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现河公园职工。她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伸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付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尔后,公安强行给她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付珍痛苦得就像疯了一样,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得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明慧网2004年5月31日报导)

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的丢下十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剖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网2004年9月22日报导)

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六到七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三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明慧网2004年11月15日对在万家劳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采访报导)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五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甚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甚么二十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甚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弘传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甚么关系?

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

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

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老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十五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

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勘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字诀;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字诀;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字诀。

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

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

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

(一)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

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建政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

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

《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

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地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

(二)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

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三百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

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

(三)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洪洞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

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四)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

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着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炼时的功法音乐声。

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 ,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溶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

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

(五)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

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

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

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

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

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现在改为市)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藉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

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嫉、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

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

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已,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恋权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

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泄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炼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并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因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

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炼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炼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作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的稳定。”这“换二十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二十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藉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力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作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

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它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