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一: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否定传统文化 (3)

2012-07-07|来源:

【希望之声2012年7月7日讯】3. 否定传统文化

正如绪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神传文化反映在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间生活当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国人把社会伦理作为一种信仰,忠孝仁义,是确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地严肃。在中国古代,神灵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隐藏在“天”的后面,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民间遂逐渐坚信天堂地狱和轮回转世、善恶有报。这些观念和中国人对伦理的坚持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更为重要的部分,由中国传统知识份子承担。这一部分,以历史作为鉴往知来和预知盛衰兴替的基础。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藉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历代修史之人都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着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灭的对象。而共产党消灭中国文化的一大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按照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识份子无论作过多少好事,因为代表了剥削阶级,所以都应该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动造反者,无论他们杀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妇女,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或被压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赞扬;而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中国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然而,赵高的“指鹿为马”只是宫廷权术,而中共的“指鹿为马”却成了强迫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

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为本,孔子主张“仁”与“信”。而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假、恶、斗”的历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过的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镇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不敢公布毛、周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密约,无非是害怕用谎言掩盖的罪恶曝光而已。

唯物主义对于精神领域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其中“美”就是一个例子。雨后的彩虹,夕阳下的晚景,在唯物主义中只能被分析成为电磁波的不同光谱;爱情,被归结为人类自身荷尔蒙的变化;人类的高贵情操,则被理解成琐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产党统治的障碍,以至于中共发明了一个常含负面意义的词汇——“人性论”。党员需要以“党性”压过“人性”,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否定爱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变成鼓励“纵欲主义”。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让党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产意识形态破灭,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一夜情、包二奶,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这样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维护中共统治的目的则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互相成为“同志”者,即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反之则是坚决镇压的对象。是“同志”还是“敌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划分了一切社会关系,凌驾于亲人或朋友关系之上。当阶级斗争需要时,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检举、批斗、毒打自己的亲人来表示自己阶级性强于人性,向党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传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类似的歌词充斥中国。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动力之一,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共产主义情感,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人类普世的同情、关爱、善良等等,因此成为共产主义天然的敌人,必须加以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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