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 第2集-批判知识份子

2012-07-07|来源:

【希望之声2012年7月7日讯】(2) 批判知识份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改造知识份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更遑论普通民众。中共不认同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
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份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份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份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份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份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份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份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做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份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年由成荫导演的《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份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以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份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第三,……表现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份子的关系。

这些对知识份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份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被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上述的诬蔑还属于“名誉上搞臭”,卡住知识份子的饭碗则是“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则是“肉体上消灭”的一部分。

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着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财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的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份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

“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到江泽民时候,党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角色——“政治化妆师”。与文人的正统迥异,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轿子、吹喇叭的匠人,辅佐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的江泽民之流。

在一片机枪坦克屠杀造成的血污中、在国际社会一片制裁和谴责的声浪中上台的江泽民需要
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沾污了知识份子必须具有的清白。

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份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

此时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伪知识份子则不遗余力地编造繁复理论去论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种社会悲剧的合理性。中共成功营造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需要的就是象何祚庥这样面对死于矿难的矿工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的“知识份子”。

还有一些受党文化污染严重的知识份子,虽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忧国忧民之心,苦无报国安民之路,无奈中只能争取“体制内”身份,要求“体制内改革”,凡事寻求“体制内解决”。“体制内解决”无非是首先向共产党称臣,承认共产党和党文化对自己的控制权和任意使用权,进而取得一点点可怜的发言权。在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一些浸泡在苏联文学和共产党着作中长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药,难以放弃对共产党的理想心结,为社会不公呐喊之余,却无法帮助人们弄清中共才是万恶之源。这些人对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实乃用个人的德行遮盖中共的丑陋,延缓行将就木的中共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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