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 第8集-政治斗争中的灌输

2012-07-07|来源:

【希望之声2012年7月7日讯】2) 政治斗争中的灌输


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也依靠斗争哲学维护统治。实际上,正是在中共发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民众头脑中的斗争思想不断强化。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

1951年,中共刚刚建政、立稳脚跟,就开始了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中共夺权成功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确实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达到了改造知识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国人的思想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异,从此认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阶级斗争”。清末行乞办学的武训尽管一生受尽屈辱、节衣缩食只为兴办义学,使贫寒人家的孩子能读书,但就因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毛泽东语),“站错”了阶级立场而被中共批倒批臭;

明朝的海瑞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尽管历来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但是因为海瑞属于“剥削阶级”,“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所以中共认为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因而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倒批臭;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美国教官、苏联飞行员。但因为他们为“反动政府”效命,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红卫兵便开到公墓,将烈士墓彻底捣毁。烈士的骸骨从此全部被丢弃失散。

对于共产党来说斗争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们是“革命的种子”,而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不过今天的中共,则开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词。)。但是斗争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产党认为群众的“革命觉悟”需要启发,要不断“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为此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故意制造矛盾和冲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惩恶扬善的仙姑,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为“苦大仇深”的被压迫阶级典型。戏中贯穿复仇思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士兵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差点打死“黄世仁”的事件。

所谓“启发阶级觉悟”,所谓“培养阶级感情”,实际上就是灌输斗争思想、宣传仇恨,在过去中共毫不隐讳的宣传:“血债要用血来偿”,“仇恨入心要发芽”,“牢记血泪史,不忘阶级仇”。随着国门的开放,这种在文明社会被普遍唾弃的仇恨宣传不能再明目张胆的进行了。虽然中共不再搞“痛说家史”,“忆苦思甜”,但这并不意味中共放弃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变了面目,并利用现代科技进行了精致的包装。比如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 ,指出中共反复宣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在中共历史上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疯狂宣传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充满了对共产党划分的敌人的“刻骨仇恨”,这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富农”,“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民运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觉悟”就体现在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上,学习雷锋精神,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叫做“阶级感情”,它超越于人类一切感情。毛泽东讲:“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 毛的这一讲话文革中在“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血腥于是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阶级感情,刘少奇既然反对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余辜”,张志新既然替死有余辜的刘少奇翻案,她就“活该”被狱警轮奸,被割断喉管,被处决就是“罪有应得”──雷锋的“对敌人的残酷无情”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写照。

北京“红八月”里那些被自己教过的学生亲手打死的老师,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党”的要求教学生们“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夺过鞭子抽敌人”的时候,告诉学生对阶级敌人怎么做都不过分的时候,埋下了自己灭顶的种子。

在群众批斗场合,人人争先恐后表现自己的阶级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说明爱憎分明、阶级觉悟高,反之则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可怕嫌疑。

亲人被定为“党的敌人”后,家属必须表明立场,不能含混。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儿子、妹妹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另一个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的右派储安平的儿子则这样教训自己的父亲:“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于是乎,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斗争中被强灌斗争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斗争中,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学会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学会了唯有打击、整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认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便是真实的生活的法则。

被中共禁演的电影《蓝风筝》里有这样一个基于真实故事的情节:反右开始了。主人翁铁头的父亲林少龙的单位摊上了一个右派指标,大伙不得不讨论决定这顶帽子该给谁戴上,完不成指标就别想散会。但少龙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身离场——他要去上厕所,在那一刻,也许他认为上厕所比开会更重要。于是,等他推门回来的时候,已经被“推举”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人们已经练就了完全越过道德底线,践踏别人、保全自己的厚黑术,那么今天在同样“你死我活”的商战中,腐败贪污、假冒伪劣、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等等行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这其中的哲学依据都是一样的,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今天的人们习惯于用“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采用了何种手段。所以攀上“款爷”、“老总”是女人的目标,身边簇拥着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风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是家长唯一的期望。在这种斗争哲学里,“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败”基础上。这里没有良知与公义,也没有是与非、善与恶,剩下的只是成与败:成功便是好的,失败便是劣的,于是人人都想争做“老大”。
是故血泪工厂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惨不忍睹;有毒变质商品充斥市场,“为富不仁”被视为理所当然;能够弄权枉法仍逍遥法外者,则被视为“背景硬”、“关系铁”……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的灌输下,中国人互相争斗、彼此猜忌,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一群无凝聚力的民众更便于中共的极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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