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 第12集-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
【希望之声2012年7月7日讯】4) 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

自刚刚建政开始,中共就在全国范围不断开展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近几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学”的口号。几十年来学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确保课本知识只能成为中共的“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佐证,而不会发生冲突。中共还设有专门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立了由政府出资的“科技馆”、“科普站”,其重要任务之一是 配合“中央”在基层进行大规模的“科普”活动、举行“破除迷信”、“反对邪教”展览等等。几十年的灌输,使大多数人头脑中不但牢固树立了科学至上的观念,而且更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于是“反科学”、“搞封建迷信”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选择问题,而是祸国误民,甚至应当全民共诛的“罪行”。

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更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也从来没有用科学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学里,学生有充分的自由组织各种信仰团体,政府和校方不但不会干涉,反而鼓励多元文化的繁荣。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动,但与扫除“迷信”、反对“伪科学”等毫不相干。这些活动往往是普及灾难逃生常识等等,如从幼稚园、小学生开始就设有灾难逃生等课程,经常演习训练个人在火灾、飓风、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时的应变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学大纲中没有这些内容,甚至在灾害频发的地区,这些内容也不是当地的科技馆、科普站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富民,而是为了压制信仰。本来一个人的信仰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得不承认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学”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各种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学”,扣上导致人民“愚昧”、“落后”的政治帽子。这样铲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学“卫道士”的外衣,甚至于还可以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因为“迷信”会导致国家“落后”。

中共建政之初,1950年开始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

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民间信仰法轮功,也是以“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为其撑腰,以“反邪教”的名义对法轮功进行镇压之后,又进一步对其他气功门派、地下教会进行镇压。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会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党”。究其根本原因,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共独裁政权的确容不得民间对神的信仰,容不得在“党中央”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神。

虽然中共通过灌输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来确立其理论根本——无神论,甚至还造了一个唬人耳目的词语叫“科学无神论”。然而就科学发展本身而言,它并没有证实无神论。按照正统宗教的观点,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细菌企图否认人的存在一样是徒劳的。因为从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讲,对于无神论的证实,必须要求在整个宇宙所有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否认神的存在,这当然包括人类远未认识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样、复杂,谁能保证,从浩瀚的宏观到无限微观,只有人是高级生命呢?甚至谁能保证,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赖于我们所知道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形式呢?进一步讲,现代宇宙学认为人类无法观测的暗物质占宇宙的2/3,就是说即便穷尽人类现有的观测技术尚有2/3的宇宙属于未知;现代理论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不仅仅只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三维空间,认为许许多多空间是以多层膜的形式存在于一个多层超空间上。就是说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空间。那么谁能保证另外的空间没有高级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间存在高级生命,如果他们具备远远超越人类的大慈悲,具备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对人类而言他们不就是佛、道、神么?因而不论从逻辑上和技术上讲,从科学的角度证实无神论是不可操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反对任何个人信奉“无神论”。作为个人而言,信神与不信神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自由选择。在正常的社会里有神和无神的信仰完全可以并存不悖。但是当政府以强制手段在全社会灌输无神论,压制对神的信仰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仰迷失,必然会使原有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丧失依托,从而导致全社会滑向物质主义、纵欲主义的泥沼。

5) 中共不讲“科学”,马克思主义反自然

尽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卫道士,而且还特别豢养一批御用的“反伪科学”专家,“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由政府出资大力宣传,其高调甚至超过科学发达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却无法掩盖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实质。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传部门悄悄下令封杀。因为书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多次准确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灾难。

然而当时中共政局紊乱,政治稳定高于一切,无人敢上报或公布对地震的预测。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龙县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得到国家地震局一位技术人员关于震情的预测通报,并将震情通知到县里每一个人。因此,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这一奇迹作为特别案例被联合国公众管理和灾害科学全球整合计划记录下来。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政治挂帅,违背自然规律,犯下危害百姓生命财产的罪行仍然不断。2003年全球流行的萨斯(SARS),2002年11月最先在中国广东省爆发,但当时中共内部正面临党魁江泽民16大退位问题的争执,为了政权稳定而将疫情瞒下,最后错过春运前控制疫情扩散的机会,导致SARS全球爆发。这里哪有一点科学态度的影子?

几十年来中共好大喜功,为了狂热的政治目标做出无数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最后遭殃的却都是中国百姓。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中共导演的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科学决策”表演。1986年,中共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以期通过这一跨世纪的浩大工程,“全面展示改革开放成就”,展示中共驾驭自然的能力,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作注解。于是反对工程上马的着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有意没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痛述三峡工程将造成的危害。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中共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即将结束时,正赶上1989年64事件,有的三峡工程反对人士被牵连入狱,另一些反对派也因而受到压制。当时生态环境论证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此外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科学院三峡领导小组办公室,也有一批专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当然不为中共所喜,于是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技术负责人潘家铮于1990年7月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将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组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改为模棱两可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随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又以原生态环境论证组的报告的大纲未报国家环保局审批的程序瑕疵为藉口,否定了该报告。短短的6个月后,在重新编写的报告中,结论却成了“利大于弊”。1991年3月,中共党魁江发出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1991年底和1992年初起,中国媒体大量正面报导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则被完全压制下去。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一再叮嘱三建委办公室主任“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

此外,海内外专家指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仅仅是三峡水库蓄水导致水流减缓、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质变坏而造成的损失,就将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的经济收入。三峡工程论证中的环保主审人张光斗在工程上马后的2000年却发现三峡库区污染造成严重问题,曾建议拨款治理,他估计需3000亿元人民币(《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需要注意的是三峡工程总投资是1800亿元。由于工程问题太多,以至于后来中共没人愿意承担责任,2006年5月这个跨世纪大工程竣工,现任中共领导人竟无人出席典礼。

在中共那里,“科学”和“科学家”都不过是听从政治需要的奴婢,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倒在地,任意践踏;需要的时候又成了打击异己的棍子。一方面,敢讲真话、有独立人格的科学家如黄万里,在中共治下却只能抱憾终生;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善于迎合中共胃口的“科学家”,如前面的讲的潘家铮、张光斗等,都因为“听话”而得到重用。当中共需要“科学界”支持镇压法轮功等民间信仰的时候,两人又都摇身变成了所谓“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
中宣部有个科学处,主管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今天中共的“反伪科学”旗手何祚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是该处的一员“大将”。上个世纪中宣部科学处发起所谓批判“伪科学”运动一个接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例如:对摩根基因学说的批判、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学的批判、对马寅初人口学的批判、对量子力学一些理论的批判、对相对论的批判、对控制论的批判等等。典型的批判如,控制论被说成是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被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大爆炸宇宙论和现代宇宙学是“学术领域唯心主义的典型”,是“供给宗教和科学以新的论证”的伪科学,等等。

中共几十年来杀人、搞运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了建立所谓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然而被中共冠以“科学”的经典——“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却恰恰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歪理邪说。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其理论基础是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达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然而不幸的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

由全球专家组成的民间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了着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下去,首次在全球范围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影响全球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就指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据此,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换句话说,说由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达到共产主义所谓“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人类正处于工业化时代的初期,对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认识远远不足,共产党却把马克思100多年前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本身就是愚昧和盲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