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 第2集-主要的宣传机器
【希望之声2012年7月7日讯】2)主要的宣传机器

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古时候,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够掌握足够应付生活需要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尺度不断加大,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口耳相传就远远不够了,大众媒体于是应运而生。

大众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环境。通过媒体,分散的个体愈加紧密地和社会发生联系,人们需要关心的事越来越多,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今天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进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由于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共惯于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很多中国人也未经思考就重复中共的话。其实,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自由竞争,也保障个人或团体自由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并互相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都不满意,那么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与此相反,中国的媒体却全属中共“官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播出,美国的电视台却不能在中国播出。

中共的严密思想控制意味着媒体正常的传播真实资讯功能的死亡。在共产党统治下,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必然沦为“党的喉舌”和党文化灌输的工具。

(1)报刊

据1991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一书统计,1949年以前,全力颠覆当时合法政权的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除了在所谓“解放区”把持宣传工具以外,还在国统区创办或操控报刊达一千种以上。中共利用这些报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击国民党,为其夺权立下“奇功”。

可是,夺权成功以后,所有媒体一夜之间“共产”到“党”的手里,如果这时再向“党”要求新闻自由,“党”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着名民主人士储安平曾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连“民主有和无的问题”也不存在,毛泽东直言不讳: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谁是人民,谁是反动派?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

“舆论一律”,“新闻报导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文化工作服务于政治任务”……在这些口号的指导下,所有报纸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党”要反右,报纸就会说“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报纸就会说“亩产三十万斤”;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报纸就会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党”要迫害法轮功,报纸就会说“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尽管现在的人们都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只有日期是真实的,可是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况且除了“党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新闻来源,于是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大小小的媒体当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区别只是被骗程度大小而已。

八十年代以来,参照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建立民主制度的经验,一批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经济领域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教育、医疗等部门都已经高度市场化,可是,新闻出版仍然被当局牢牢抓在手里。一些试图摆脱“喉舌”地位的媒体,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远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近的有《冰点》周刊。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中共现在学乖了,对于影响大的报刊,他们不是像以前一样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编、编辑等人换上“政治上可靠”的人。报刊还叫以前的名字,可是灵魂已死,而大众还被蒙在鼓里。

人的眼耳口鼻、神经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够对外部环境做出恰当的反馈。假如有人感觉器官出了问题,明明火焰在灼烧皮肤,不但没有痛感反而觉得愉快,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到处都在饿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报纸还在竞相夸口又创高产,循循诱导人们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2006年春北京一场强沙尘暴过后,电视台竟然津津乐道于“洗车业创收猛增”,暗示沙尘暴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共的喉舌们为了从天灾人祸和民怨沸腾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

(2)广播、电视、互联网

除了紧紧抓住报刊以外,中共对新兴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体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5月公布的数字,2002年中国拥有广播电台306家,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广播人口覆盖率93.2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4.54%。据调查,十五岁到六十四岁的城市居民中近90%每天收看电视。电视和广播在灌输党文化方面起的作用应该说已经超过了——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报纸杂志。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长篇政论。文革以后,播音员的调门降低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能降,只不过改用更精良的技术和比较贴近人性的方式灌输党文化。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形象、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观众的影响极为深刻。1979年以后,中国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共紧紧抓住这一媒体,灌输党文化的技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而一路水涨船高。

大部分广播电视节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载着党文化的内容。以电视为例,1978年1月1日开播的《新闻联播》是中共造假宣传的最重要阵地。半小时长的节目几十年如一日的遵循如下模式:前二十五分钟的节目无例外地是隆重召开、亲切会见、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光辉历程、伟大成就;有人说只有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可看,其实这五分钟也是经过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误导观众的。

专题节目(如《焦点访谈》)、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电视剧(如《生死抉择》)、综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讨好大众,又要让党满意——讨好大众是手段,让党满意是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以“敢言”声誉鹊起,可是一位观众一语道破:“什么‘焦点访谈’,创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现在播出的完全是显微镜找细菌。从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自我解嘲说,“我是党的一条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电视剧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伦理片、古装片,说穿了表达的都是热爱党、理解党、相信党、原谅党。所有的“反腐电视剧”都遵循一个模式,那就是腐败的都是副职、下级,虽然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关键时刻,“党”的化身——正职、贪官的上级等等,就像西方戏剧美学里批判的“机械降神”一样,毅然挺身而出,惩办了贪官,化解了矛盾,给“党”挽回了面子。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腐败的绝不仅仅是副职和底层官员,如果说基层官员对国库是“蚕食”的话,那么党国大员、太子党对国库才是“鲸吞”。即便如此,荧屏上活灵活现的清官形象还是让观众深深沉醉在对“党的好干部”的期待之中。

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共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从歌舞、相声、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场词、朗诵贺电、驻外使领馆组织留学生拜年,全都在刻意混淆“党”和国家、“党”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们的亲情、民族感情、爱国之情巩固中共对他们的心灵控制。东北口音的或者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党的敌人”以外,还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乐的小人物形象,把观众的注意力从造成他们人生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引开;或者用低级的噱头把所有人都描写成无差别的低俗人格,仿佛从来如此、举世皆然,从而掩盖中共统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会现实。2004年中国大陆共发生七万四千起群体抗争事件、四川汉源农民抗争发生大规模流血、爱滋病村惨状触目惊心、黄河源头断流、淮河严重污染致使河水失去水功能、矿难频发、天灾不断……就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的“春晚”被命名为“盛世大联欢”,真应了一句流行的话:“把欺骗进行到底!”
由于互联网上站点众多,不利于中共“主动出击”式地灌输党文化,所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主要策略是“封堵”,不让中共禁止的言论流传开来。中共监控网络的主要方式包括:封锁海外网站、关闭国内网站、抓捕网络作家、过滤电子邮件、布置网警、网特等。这方面最有名的举措是于1998年立项、计划于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投资八亿美元的所谓“金盾工程”。这项工程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为一个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全方位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是一个涉及到技术、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

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给了很多中国人“言论自由”的错觉。事实上,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共让他们看到的;中共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他们一概看不到。谎言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却被极力掩盖,这就是中国网络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