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 第10集-老师的教法
【希望之声2012年7月9日讯】(2)老师的教法

不管这些课文的意思多么单纯明确,但任何文本在理论上都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为了杜绝这种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门要求语文老师在讲解完字词句段章之后,再“画龙点睛”地指出课文的“中心思想”,强制学生重复这些党文化话语。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乐家扬科》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其中心思想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罪恶”,老师要引导学生“懂得穷人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没”,要“激发学生憎恨剥削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3)考试的导向


升学考试是各级教育的指挥棒。考试的命题趋势对于教师和学生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教学的重点受试题引导,而试题直接受制于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题为例,1958年的全国题目是“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77年的北京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近年的作文题目中这种赤裸裸的党文化题减少了,代之以比较隐蔽的党文化,比如“一分为二”的所谓的“辩证法”。1990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让国人重温了一把中共的经典自辩词:“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九个指头,失误是一个指头”,“太阳和黑子”。而1991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潜台词是改革开放并不违背四个坚持,预示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跛足经济改革。

升学考试对于各级教育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试的命题权,就是支配了学生学习时间的分配和脑力的运用。中共把要强制灌输的东西作为考试重点,学生不得不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学习其他内容的时间记忆那些党文化内容。结果就是,党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写进入了学生的心灵。

(4)新近的趋势

曾几何时,小学生的人生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现在的课本“进步”多了,到了小学一年级下册才羞答答地推出“邓小平爷爷植树”。杜甫的名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是直接写诗人对孩子的想念,反而说小孩子还不懂得想念父亲,角度新颖、情味隽永。现在的语文课本,很多课文都是用这个技巧编造的。小学生不需要喊“四个伟大”了,却要和“乡亲们”深情地回忆,“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现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留学生海外漂流遇险,想拿大衣换一块面包,老板(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学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红旗,“老板眼里闪出亮光”,非要用面包换红旗。留学生大义凛然,拂袖而去,老板于是深受教育。政治课宣讲“一个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语文课则从台湾没有雪讲起,最后用老师的话点题:“那里(北京)的小朋友正盼着你们去和他们一起玩呢!”

这套新近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从第二册开始,系统灌输“红领巾”、“十月一日——祖国妈妈的生日”,用故事讲述中共的台湾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思想单纯的少年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大量党文化内容。

现在的语文课本加入了很多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但我们必须看到,语文课仍然承担着相当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功能。这是因为,第一,党魁文章仍然占据一定篇幅。第二,与众多文学名篇并置在一起,党文化篇目也自然获得了文学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经典化”了。当学生用这些党文化篇目学习文法和修辞的时候,已经把内容当成自然、当然、甚至必然的东西,毫无戒备地吸收了。第三,目前应试教育中的技术至上化倾向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无谓的细节,对文章内容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探究。

当然,语文课是和其他课程配合发生作用的,语文课在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从另一方面表明党文化的强大吸纳力和高度欺骗性。就像“人权入宪”、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高呼“和谐社会”一样,没准儿哪一天,“坚持发扬儒释道国粹”也会写入党章和宪法,继续为“伟光正”和“与时俱进”提供注脚。

中共教育体制下的其他课程,像地理、音乐、自然科学等等,都同样担负着灌输党文化的使命。窥一斑可见全豹,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输的具体内容,而是灌输给学生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学生把这个认知框架内化以后,从此对该框架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对该框架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用中共灌输的扭曲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辩,另一方面极端偏狭固执,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深拒固闭,满足于一种“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

中国自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社会对教育普遍非常重视。对于为数众多的农家孩子来说,考大学更是除参军以外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唯一途径。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国家资源,孩子们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党文化的教育。几十年来,中共把本来应是天下公器的教育变成贩售自家私货的作坊,一代代中国人被迫吞咽下党文化教育的苦果。

5. 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

1)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

(1)“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