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 第6集-拒绝承认自己被骗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0日讯】(2)拒绝承认自己被骗

大凡受骗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因为承认受骗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年的幼稚、轻信、没有经验、不懂世故。很多年青人曾经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以为它真是“一心为民族”,于是或者加入中共,或者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对它抱着一种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在中共的“事业”中,他们付出了大量心血、投注了很多感情。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纯真理想被中共无情地戏弄了。中共内部的倾轧和堕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剥削阶级”政权,而中共政权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灾难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敌入侵。这时候,他们本该翻然悔悟,反思自己认识上的误区和人格上的弱点,反思自己何以被中共利用,充当了它祸乱中华的工具,并进而采取行动,揭露它、抵制它,或者至少脱离它,不再继续为虎作伥。

可是,护短、好面子、强烈的执着自我,这些心理上的弱点妨碍了他们清醒地做出如上选择。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否定了共产党就好像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当初是抱着一腔热忱和良好愿望“参加革命”的。为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结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对共产党的罪恶视而不见或者刻意缩小。他们没有想到,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往往是背离的;更重要的是,党员个体的动机绝不等于中共这个整体的动机,党员的个体行为也不等于中共的整体行为,而后者才是判断中共这个组织的性质的依据。

我们无意指责谁。中共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组织,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其邪恶和伪善,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和想像。共产党在中国崛起的时候,又是中国国力跌至低谷、内忧外患相煎迫的危机时刻,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冷静思考,理智判断,实属不易。几十年后的今天,被欺骗了半辈子甚至更长时间的人,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共的本来面目,要适应这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彻底反思自己的生平和事业,尤其需要不同寻常的诚实和巨大的道德勇气。

(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他们一边狂扫乱射,一边说“Party(聚会)开始了”。两名劫匪绑架了三男一女四个职员。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28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人质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他们,而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更加使人惊讶的是,几名人质获救以后,不但不控诉劫匪,反而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的不杀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质和劫匪之一订了婚,另外一位人质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这几名人质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并且这种认同持续到威胁解除以后。这种精神病症后来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让人切实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他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加害于他;第二个条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们生命的救主;第三个条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环境,使他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让他得到的信息;第四个条件是让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

不难发现,中共具备了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所有条件。中共对中国人异常成功的洗脑,其机制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锄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作家刘白羽回忆道,他经过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所谓“平实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忘记了自己健康时的状态。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恩威并施,拉一派、打一派,每个党员都希望自己被“党”信任,被“党”当成自己人而不是敌人、“斗争的依赖对像”而不是打击对象。

中共的另一个惯用伎俩是“进十步,退一步”,每次运动之后都声称“扩大化了”,于是开始“甄别”、“改正”、“平反”,在运动中没有侥幸过关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平反,面对突然而来的一点儿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宠若惊,为此对“组织”上感激涕零。

女作家丁玲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在1949年以后的文坛上风光一时。这位 1932年加入中共、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软禁过三年的丁玲,被她无限忠于的“党”流放、监禁二十年,其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可是,“党不爱她她爱党”,“平反”后,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说自己仍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1984年、去世两年以前,丁玲致信中共中央:“五十二年来,我得到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彼时的丁玲,年近八十,生命的四分之一在中共的 囚笼里度过,目睹了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和残酷无情,仍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那些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目睹了中共的专制机器“横扫”、“捣毁”、“砸烂”、“打碎”的野蛮力量,被中共吓掉了魂,即便在自己家里也不敢大声说话、身在海外也不敢看一眼中共定义的“反动读物”的可怜的中国同胞,当他们说出或者哼唱出“爹亲娘亲没有党亲”、“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正是罹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扭曲心灵的呻吟。

上面分析的三种情况——受中共蒙骗、执着自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能使人“自发”地喊出中共让他们喊的口号。此外,今天数量更多的人经过中共长期训练,能毫不费力地拿出两副面孔,换上两种腔调。他们用一副面孔、一套腔调用来应付中共官员、会议表态和思想汇报,另一副留给茶余饭后和家人朋友之间。前几年大陆流行的顺口溜,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为什么听老婆的话呢?因为人们心里都知道,亲人(朋友)的关心是真心的;“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过人的死活,可不表态又不行,所以只好喊几句口号,敷衍一下,也就是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