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 第6集-党话大举侵入私人空间

2012-07-23|来源: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3日讯】4)党话大举侵入私人空间


中共对社会控制极端严密,在正常社会里由伦理道德、社会习俗等规范制约的领域,也一样伸进了中共的黑手。因此,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党话。正常人的话一旦被“党”看中使用,就被污染成党话;而党话肆无忌惮地渗透、挤压、改变和侵吞正常人的话语体系。

传统社会对有婚姻关系的人的称呼是“夫妻”、“夫妇”,“相公”、“内人”,近代以来称为“先生”、“太太”,文气一点的称“外子”、“内子”,通俗一点的称“老公”、“老婆”。不管怎么称呼,这些词都能反映出男女的差别,其中暗含着尊重不同性别的特点、进而做到两性和谐共处的意思。

中共统治下,人们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爱人”原来是相互爱慕的人之间的称呼,意思和“恋人”差不多,还有很多国家是指情人,特别是非婚姻关系、不伦关系。在中共“根据地”,这个词被广泛用来指“配偶”,把妻子和丈夫都统称为“爱人”,据说“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变革”。历史学家吴晗初到“解放区”,听人介绍吴玉章的太太时说:“这是吴老的爱人。”吴晗吓了一跳,心想,吴玉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在谈恋爱?

“爱人”这个词虽然没有“同志”那么重的肃杀气息,可是任何一个词的背后总是含有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中共宣扬所谓的“平等主义”,试图抹平人与人之间在道德品质、文化教养、社会地位、财富和性别等方面的一切差别。“爱人”这个词的使用反映了中共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等观念(于下章深入剖析),变异了男女两性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最终造成了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人本来有男有女,男人跟女人有各自角色和义务,阴阳调谐才有和谐的家庭。中共却要人们不分男女,要女人干男人的事情,甚至要女人也参与暴力、“革命”行动,这样的女人不但不温柔,而且和男人一样阳刚,家庭中也出现了斗争和“革命激情”的碰撞,这样怎么会有和谐生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的今天,“同志”一词越来越受到冷落,不知从何时起,很多人将同性恋者称作了“同志”。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爱人”这个词的党文化含义,“爱人”仍然是中国人称呼配偶的常用方式之一。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大量的党话。比如,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

一个人从一出生,就被党话包围了。哪家生了小孩,同事会说:“你们家有革命接班人了。”起名字叫“向东”、“卫东”、“建军”。上学以后很快戴上“红领巾”(中共血旗的一角),小学时学习好要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中学时学习好要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高中分文理科,一定有人告诉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在中共统治下,文科因为跟意识形态离得太近,被人视为畏途。每学期末的操行评语第一句必然是“该生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团)组织”。填履历表,必填“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大学以后免不了和“党总支”、“团总支”、“政治辅导员”打交道。交朋友时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要说自己“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的意思是:只有一种工作,那就是中共的“革命工作”,现在我被接纳为其中一员了。“参加工作”意味着这个人有了“单位”、找到了“组织”,每周必须参加半天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结婚要“单位”开“介绍信”,生孩子要有“指标”。这样干了几十年,到了退休年龄,要按照中共官僚体系规则论功行赏,某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叫“离休干部”,某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叫“退休干部”,再年轻一点,就没有“离退休”的份了,只好“下岗”、“内退”,被“组织”一脚踢开,去“自谋生路”。有些人不愿意受这份窝囊气,就主动“下海”、“停薪留职”、“买断工龄”。如果不幸去世,讣告中的最高评价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追悼会上少不了要列举哪些党政干部在此人病危期间看望了他。
党话大举入侵私人空间的结果是:正常的社会结构、家庭生活、思想感情全部被党文化污染,人们失去了据以评判中共政权的重要参照体系。

4.党话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话推行到全国,是党话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

1)党话的来源

概括起来,党话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

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话必然以翻译着作为载体。1897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党话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着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实味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着作中来的。

中共党魁是党话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话。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话”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 “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话。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话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孳生的大量词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藉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话。
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话。

系统编纂。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它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XX学》、《毛泽东的XX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着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

文人帮闲和大众合作也是党话的来源。邪党的文人为了媚上邀宠、升官发财,主动配合中共制造党文化垃圾。大众生活在一党专制之下,或顺从或无奈,也参与了制造党话的过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论调就是“文人帮闲”的一个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说出“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话,就属于“大众合作”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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