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六: 习惯了的党话 第7集-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4日讯】2)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透视党文化,要注意其中的变和不变。共产党的理想大旗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打击对像在变;但其专制独裁永远不会变、邪教属性永远不会变,流氓手段永远不会变。因此,虽然不同阶段的党话与中共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其间存在着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坚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质特性。

中共党话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几个时期:

(1)1919-1937,党话草创阶段
1919年《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从理论基础到组织形式,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除翻译词汇以外,基本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党话。这时的中共,武装称“红军”、根据地称“苏区”、割据政权称“苏维埃”,十足的苏共应声虫。

(2)1938-1949,披上中国化外衣
毛泽东因为党内斗争的需要,窜逃延安以后,急于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1938年的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后通过延安整风,毛一方面用自己新发明的党话打击政敌,一方面给党员干部洗脑;一边反对“党八股”,一边把自己的私货当作标准文风固定下来。党员干部被迫熟读背诵中共领导的话语,中共集团语言雏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话语霸权
中共攫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同时攫取了这块土地上的话语霸权。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出版、新闻、学术、教育,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党话被强制推广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各个年龄。党话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语言。中共开始用党话全面扫荡传统文化。

(4)1966-1976,党话大爆发
文革十年是党话的大爆发、大检阅、大示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唇枪舌剑的大辩论、檄文、诏书(最高指示)……语言暴力被发挥到极致,国人在心惊胆战中目睹了语言的摧毁性力量。党话全面替代了人话,中国人至此不会说正常人的话了。

(5)1976-1989,党话混合变异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人民做了有限度的松绑,少量正常人的话被重新允许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过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但是,由于中共在建政以后三十年的强力灌输,也由于中共在政治领域绝不放松,党话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里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们已经丧失了对党话的辨别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败腐朽时期
江泽民时期,中国社会的表面浮华下面蕴藏着各种矛盾,生活无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会千疮百孔,党话愈加空洞无物(“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贵州铜仁某屠宰厂标语),展示末代红朝的衰败没落。末代党话企图藉助西方术语、科技术语(XX工程)、和一些传统文化用语(德治)挽回自己败亡的命运。党话和大量民谣、政治笑话构成了奇特的共生现象,表征着社会的全面腐朽和民众在绝望中自嘲的心态。

3)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

根据某个语词的使用是否贯穿中共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把党话分成“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两类。阶段性党话是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创造并使用的党话,具有暂时性和易逝性。制度性党话则贯穿了中共建立以后的各个时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体现中共的本质属性的党话。阶段性党话表现了中共的“变”,制度性党话表现了中共的不变。如果说阶段性党话是流动的泥沙,那么制度性党话就是坚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骗性体现在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阶段性党话上,每次政治运动一过,就通过迅速淘汰阶段性党话,做出改头换面的假相。那些认为“中共变了”、“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没有认清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的关系。

不间歇的政治运动带入大量的生造词语,举例如下(表四):

年 代 政治运动 党 话
1942 整风运动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审干、锄奸、抢救失足者、小广播、逼供信、脱裤子、割尾巴

1947-1950 土改 三查、三整、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翻身、打土豪、分田地

1951-1952 三反五反 不法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跳伞、跳冰棍(跳楼自杀)

1957 反右 百花齐放、引蛇出洞、阴谋阳谋、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扩大打击面

1958-1960 大跃进 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红旗、亩产万斤、三年自然灾害

1963-1966 四清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四不清干部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 派性、现反、支左、横扫、文斗、武斗、揪斗、牛棚、斗批改、顶峰论、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红海洋、红宝书、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派、臭老九、狗崽子、翻案风、站错队、大串联、样板戏、红代会、黑后台、工宣队、斗私批修、文攻武卫、兴无灭资、革命小将、黑线人物、二月逆流、上山下乡、大树特树、批林批孔、资产阶级法权、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77-1989 “改革开放”时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四项基本原则、四个现代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9-2002 江时期 三讲、三个代表、江八点、与时俱进、先进文化、稳定压倒一切

2002至今 胡时期 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保先、八荣八耻、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

制度性党话是围绕着党的运作而产生(组织伴生)的一些语词,如“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词直接规定着“党”的强权地位、组织结构、思想控制、统治手段、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是最能体现中共的邪教属性的党话。

4)党话和正常人的话的关系

(1)党话附着在民族语言上
中共并没有创造一种语言,而是采取了继承民族语言的基本形式、塞进党文化内涵的方式,从内部变异中国的民族语言。因此,被党话附体的现代汉语,语音变化不大,基本词汇还在使用,句法的变化主要是白话文运动以后汉语欧化的结果。中共操控下的对汉语的整肃和变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创生大量新词
如:苏区、边区、红军、斗争、长征、统一战线、整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公私合营、肃反、下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大庆、铁人、大寨田、龙江风格、红卫兵、样板戏、走资派、造反派、大联合、工宣队、支左、大批判、大鸣大放、清队、革委会、红色娘子军、粮票、布票、油票,阶级烙印、政治挂帅、东风压倒西风、两手抓等等。这些词是共产党在日常运作和政治运动中生造出来的,虽然使用的是汉语语素,但本质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党文化色彩。

(3)扭曲汉语语意
一些本来就存在的汉语词汇,经过中共的长期扭曲使用,词义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词义再被中共的词典固定下来,当作该词语的基本义或基本义之一,如是积非成是、陈陈相因,人们还以为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对其中的党文化因素冥然不觉。

如:书记(原意是书记员,一种跟秘书差不多的职务。中共标榜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把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称为“书记”,给人一种“亲民”、“为人民服务”的错觉)、检讨(原意是检查研讨,这个意义在台湾还在使用。逼人“检讨”是中共对党员群众进行思想强奸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统治下,从基层党员到中央领导、从小学生到老教授,几乎都有被逼写“检讨”的经历。在“检讨书”中,人们被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深入挖掘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向“党”表决心,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迷信(人只要入迷地相信了什么,就是迷信了,这个词本身没有反义。人就在迷中,区别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够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那整个社会就会处在比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其中的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中共强行把“愚昧”、“落后”、“反科学”等内涵灌进“迷信”这个词,不光变异了汉语,也败坏了社会道德)、觉悟(原本是一个具有修炼文化色彩的词,指人们通过修炼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语里的本意就是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共产党把这个词和党员被洗脑的程度联系起来,党性压倒人性就是“觉悟高”,否则就是“觉悟低”)等等。

中共把某一类词的比喻义变成常见义,使这些词也染上党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现在经常指思想负担。被中共洗脑的人常常面临“党性”和“人性”的激烈冲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通常会劝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弃人性,就不会有良心的煎熬了)、辫子、帽子、棍子(“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运动中常用的手段。揪辫子是指抓住政敌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给政敌和打击对像安上一个吓人的罪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毛主席”、“右倾”等等,从而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然后再放手打击而没有后顾之忧;打棍子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中共是一个控制极其严密的邪教组织,它把控制军队的方式推广到控制全社会。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很多杀气腾腾的军事用语成为日常通用语,这也是海外华人和港台人士觉得大陆人说话杀气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见的有“队伍”(指集体、团队)、战线(指某一领域,大陆有一种学术期刊,就叫《社会科学战线》)、“兵”、“战士”(指成员、工作人员,往往与“战线”搭配使用,如“党的交通战线的一名新兵”)、“消灭”(指吃完、做完等,如“你把这个菜消灭了”)、“歼灭战”(指完成任务,如“咱们打一场歼灭战!”)、“战斗力”(“我没有战斗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扫战场”(指善后工作)、“精兵简政”(指裁撤冗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