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 之七 : 第4集-生活中的党文化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5日讯】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党策”)叫“计划生育”,国际社会称其为“一胎化政策”,因为牵涉到妇女儿童权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争议。我们暂时撇开这些是非不说,单是这项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共产党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党文化因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按照这种来源于唯物论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数量和炼钢织布的产量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党眼中的“生产”,那么就像共产党搞计划经济一样,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共产党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毛和中共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称号。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写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彻底的揭发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强制要求少生孩子,“计划生育”遂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

中共的“计划生育”和外国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计划”通常是得到政府补助、服务和相关谘询,由民众自愿进行。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提倡(在很多单位是强制)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除少数例外),育龄妇女要领取生育指标才能怀孕。

“计划生育”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胎儿未出生时,或者说流产可行时,计生委“执法人员”强制把非计划怀孕者送至医院流产。倘使胎儿在出生后才被发现,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高额罚款。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暴力当头,人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计划生育”执行范围广、时间长,又涉及胎儿生命,其过程异常残酷。特别是对“超生”的农民,中共整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无准生证,就不准生出活的来。即便生下来了,医生护士也必须把刚出生的无辜婴儿活活弄死。据估计,从“计划生育”开始,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

从大陆乡村的口号和标语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并且不是说说而已。抄家、扒房、抓人、连坐、杀婴等等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2006年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村民黄求生因家境非常贫寒,没有钱上下打点,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将已怀孕九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来。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婴儿丢掉。下午五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五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后,计生办的人将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无神论教育的具体表现。即使发生很大的天灾或战争,屠婴都是重大的反人类罪行,而中共“无神论”教育下的各级官员唯中共马首是瞻,毫无“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观念,对杀害婴儿毫无负罪感。

西方国家有个传统,遇到危险时总要把生机留给小孩和妇女。尊重弱者权利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中共对婴儿人权的蔑视,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中共对农民的压榨,对矿难的冷漠,对上访人员的无情迫害,甚至是对婴儿的杀戮,都反映出“弱肉强食”的价值观。结果就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持续恶化。
人们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主要是中国。这里不是反对解决人口问题,而是反对中共为所欲为不敬神明,特别是杀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严重后果,其表现为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面临崩溃的压力。现在的一对夫妇在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没有依靠,而国家又没有救助机制。在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家庭一旦生了女儿,那么在女儿出嫁而父母年老后,将无人、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失去生活来源。

计划生育还造成中国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衡。从前生了女孩,还可以接着生,直到有男孩为止。现在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人通过堕胎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性别选择,为了传宗接代,香火传承,流产女婴保男婴,结果造成男女婴儿比例严重失衡,如今达到120:100,这意味着二十年后,会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约4000万)找不到配偶,从而给社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控制生育还造成了城市年轻一代极少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动辄成为一个个独享宠爱的小皇帝,造成了“骄娇”二气严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责任感和缺乏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当这一代独生子女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时,他们的性格特点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

其实,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正如《诗经》所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据1986年的统计数据,现在在进一步下降)。

习惯于杀戮和强制政策的中共,对于堕胎兴趣盎然,而对于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却毫无兴趣,投资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4%,在世界排名到几乎末尾,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按中共公布的资料,2006年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约需2260亿元;而中共公款吃喝仅2004年一年就达3700亿元。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让全国适龄儿童受到免费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压力。

本世纪,许多国家采取了家庭计划的办法。例如印度,超过21岁法定年龄结婚者予以奖励、对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主动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在家庭福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照顾等等,但没有强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国家也为家庭计划立法,但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夫妇有权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

西方国家面对低生育率,应对的措施无非是经济上提供补贴或者减税之类的鼓励,政府也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去管每个家庭的生育问题,更没有暴力机构去保证生育政策的实施。采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