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 之七 : 第7集-生活中的党文化

2012-07-26|来源: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6日讯】为了生存或利益而跟随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有三种典型情况。先说第一种。各级政府、司法、执法、监督机构的官员、基层职员是执行中共“政策”的工具。中共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强迫他们就范,跟随中共作恶。一方面中共层层下达了硬性指标,完不成就要丢乌纱帽、丢饭碗,另一方面中共又采取或明或暗的奖励措施,用物质手段奖励那些违背良心追随中共作恶者。中国人十几年来到处都在骂贪官、骂腐败,但是中共有决心和力量打压异己人士、民间信仰,有能力封锁媒体、互联网,就是不能根治腐败,原因就是中共需要给各级官员以贪腐的机会,通过这种隐性的奖励,鼓励他们听随中共的指挥棒打压异己、巩固政权。有很多民众对于警察、城管人员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都很气愤,查一下互联网可以发现网民对他们几乎没有好评。原因就是中共希望给这些基层人员以非法手段“创收”的机会,鼓励他们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党指向哪就打向哪”。

比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开始时有大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中共把各地上访人数作为衡量当地“治安状况”的指标,造成各地官员、警察不遗余力地抓捕“上访者”、以体罚、酷刑和罚款强迫法轮功学员保证不再上访。各单位也是如此,常常是一人上访,全单位扣除奖金等等,用牵连措施迫使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仇视法轮功学员。

此外中共把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转化比率作为各级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的政绩指标,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在这些机构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很多官员、警察就告诉被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也是没办法,不然要丢饭碗”。各地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的罚款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 2001年以后许多劳教所、监狱和医院勾结,残忍地进行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这都是中共给“第一线”忠实执行迫害政策者的隐性奖励。

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全面掌控社会资源,人们的生计已经和是否听从党的指挥棒紧密相联系了,观察风向保证自己不要闯到党禁忌的方向,也成了人们的另一种生活经验。比如中共的媒体、各级官员遇到关系到百姓生命的大事,如禽流感、SARS、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党中央”的态度明朗之前,一律闭口沉默、封锁消息。本来发现疫情要尽早采取隔离措施、通知民众防范传染,发现污染要早通知下游受到影响的地区采取补救措施,这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的。但中共的媒体、官员在这种关键时刻生怕自己说错话,跟党中央不一致而丢了饭碗、乌纱帽,所以宁可违背良心也要跟随中共的指挥。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当“党”的喜恶并无可操作的明确标准时,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宁左勿右”,表现得比党的表面要求更过分。比如中共并没有在明确规定在互联网站点上含有哪些词的文章要封杀,但许多网站版主出于自保往往划定很大的封杀范围,比如含有“自由”、“台湾”、“独立”等词语的文章、对话完全有可能是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但很多网站把这些词语都列为封杀的关键词。

第二种,利用公开“批斗大会”等挑动民众的“革命热情”,在大家一哄而上的狂热气氛中,虽然很多民众明知被批判的对象是乡里、街坊的好人,但人们为了自保而努力表现出立场坚定,主动参与“批斗、揭发”。比如中共夺权不久发动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就经常采用“群众批判大会”,由党定性,然后挑动民众起来“控诉”,接着就随意处死。往往只要当地中共“领导”点头,下面的民众呼应说“该杀”,就格杀勿论。在群情激昂中,没有人敢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示同情。

第三种,中共在运动中先打压一批所谓“罪大恶极”者造成恐怖气氛,然后迫使每个人自我“坦白”、“检讨”,宣布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政策,再充分利用人们希望早日过关的心理,使人们出于自保或投机而揭发陷害他人。这就使得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扭曲人性,“检举、揭发”亲人、朋友、同事,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党的一边”的。如中共早年的“延安整风运动”、1952年发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等都是采取这种手法,迫使人们为了“过关”而互相揭发;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是采取了分配右派指标到各单位,强迫大家“揭发”同事。

自以为“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其实还是“指向哪就打向哪”
经过几十年运动,人们的思想变得更为复杂。相信共产主义的几乎没有了,对党魁的狂热个人崇拜也绝迹了,共产党的假恶斗很多人也看透了。现在共产党发动政治运动时,面对的百姓同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已经不愿卷入共产党的那些政治斗争去了,除了少数心怀不轨想捞取政治资本的坏人,大部份群众在这些运动中不再会积极主动地跳出来,而是觉得自己很超然了。这种“超然”,就是不去探究事情中的细节和对错,也不愿去听取别人的申辩和了解有关事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是一种间接的“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表现,在党文化中,恰恰因为人们不信任党,讨厌党、讨厌政治,反而造成“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荒唐事。

一方面,中共希望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打个比方,当一伙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而受害者出于绝望也可能就不会激烈反抗。如有人觉得中共对异议人士、民间维权人士、民间信仰的镇压等等与己无关,甚至把放弃个人的良知、道德责任当作一种不介入政治的“清高”,让中共对民间的打压更加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在党文化中实际上很难真正地“超然”。共产党绝不会允许真正的“超然”。你总得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上网站吧?偌大的国家,都是它的宣传声音,不可能不往你耳朵里灌。单位、学校、乡村和街道委员会也都是传达党的声音的通道。人们天天泡在政治中,不知不觉地,以为自己“不参与政治”的人们早已个个都成“政治家”了。这时,如果不反抗中共从而解脱中共的政治,而是消极配合中共,那其实就是在十足地展现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哪里还有“超然”可言?

共产党的攻势一来,觉得自己“超然”的人们,是这样表现自己的“超然”的:党说表态,就去表态,党说签字,就去签字,党说谁谁不好,就跟着说不好,党说不要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说跟谁决裂,就去跟谁决裂;党把谁定了性,就不敢和谁接触,甚至宁可听凭中共的谎言灌输而不敢了解受害者的真实情况。“超然”超在不跟党“斗”,“超然”超在“党说干啥,就干啥”,“超然”超在“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超然”,不过是“政治化的超然”或者说是“超然的政治化”,是参与中共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其实,这就是在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各种党文化因素在新时期的综合表现。

可能有人认为自己正是对政治反感,早已是“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了,怎么反而成了“打向哪”?事实就是这样啊。人们现在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可笑,琢磨着自己今天可别那么傻了,那么政治化了,可别参与什么派系了。人们认为正是人们政治上的激情被共产党利用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现在人们对政治的反感和冷淡应该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荒唐事了。可是,大家看看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人人都体会到是文革再现,而且其宣传诽谤造谣煽动仇恨的攻势藉助今天现代化的媒体工具比文革更是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过去的运动藉助了人们盲目的政治热情,而中共今天的政治运动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人们对政治的反感、恐惧和“明哲保身”的所谓超然态度。造成的后果都是“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让中共虐杀迫害民众的行径得逞。更可怕的是,由于今天人们的所谓“超然”和对政治的所谓“不关心”,使得中共的迫害能够更轻易地得手,更惨烈地展开,特别是当中共把迫害从地上转向地下时,在背地里更是使尽了阴毒的手段。

中共的政治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你只要坐在里面,你就是火车的一部份,不管你动还是不动,是主动地动还是被动地动。“超然”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只有人们都跳出中共的党文化怪圈,不配合中共的政治迫害,退出中共,解体中共,才能从源头上杜绝文革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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