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 之七 : 第6集-生活中的党文化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6日讯】5.抗旱、抗洪、战天斗地,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1)抗旱、抗洪、战天斗地

提到自然灾害,我们脑海里会自动跳出抗旱、抗洪这样的字眼,浮现出排人墙、堵堤坝、人在堤在、严防死守等场景。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是:“与天斗,与地斗”。在党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中国人相信,对于自然灾害的处理,一定要用这种对抗的办法才行得通。“改造自然”、“战天斗地”被解释成英雄气概。然而以血肉之躯与洪魔做殊死搏斗,堵来堵去,险情还是接连不断,洪水还是冲决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对待自然灾害,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启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都十分熟悉。禹的父亲鲧治水采用“堵”的办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逢山开山,遇坡筑堤,疏通水道,依据水的流势加以引导,最终使其归海。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坝”,堪称人类文化精华。川西平原因为有了都江堰,变水患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饶的着名“天府之国”。最为神奇的是,绵绵2200多年,它一直滋润着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着天府之国。在全世界还没有另外一个工程有如此之长的生命。

都江堰包括岷江中间的一条鱼嘴分水浅堤,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这条堤并不是去挡住洪水,而是在河当中,把洪水自动按四六分成,洪水季节外江六成,内江四成,而在枯水季节内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内江的水进“宝瓶口”向东灌溉川西平原。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内江水位过高,洪水经平水槽漫过飞沙堰入外江,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涡作用保证泥沙不在宝瓶口前后沉积。整个都江堰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对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为利,与自然和谐共处。

现代西方国家采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势利导之妙。而对普通居民,标准的防洪措施是离开家,事先买保险,家里东西采取保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而不是像中共那样顶着大自然硬干,逆天行事。
此外,中国古人认为到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警告,警示当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灾祸就会到来。商汤登上王位的时候,天下大旱,于是汤王在桑林设坛向上天祷告,检讨自己的行为,灾情因此而得到缓解。这就是历史典故“汤祷桑林”的由来。

不论是大禹治水,都江堰,还是商汤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灾的态度:因势利导与修德禳解,顺应天理和自然规律。而中共信奉无神论,一直进行自我神化和造神,以“伟、光、正”自诩,当然不会把自然灾害当成对其暴政的警告,更不会从而改过迁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国手段又深受斗争思想的指导,因此习惯于对自然灾害进行对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论影响,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带来的看得见的经济或者农业利益,而忽视客观和最基本的生态规律,只把自然当做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很喜欢搞“大工程”,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折腾。为了在人们面前扮演无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量,中共愚昧地“围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给中国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生态灾难。

举长江为例。中国自古有河患而无江患,是指黄河经常泛滥成灾,而长江则鲜少水患。这是因为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约有4000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夺取政权后滥砍滥伐原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锐减至1000亿立方米, 3000亿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坏,相当于10个三峡工程(三峡蓄水能力不过300亿立方米)。而中共围湖造田,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在50年时间失去湖泊面积12000平方公里,超过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积的总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涵养水土和放弃“围湖造田”这种人工破坏的方式来实现,而中共党文化词典中恰恰没有的就是“顺应自然”。

中共在内蒙辟草造田,上千年形成的植被一火焚之,然后撒上种子种庄稼。开始的三年由于土壤覆盖着有上千年积累的腐殖质层,不用施肥即可获得大丰收。然而甜头也仅三年而已,庄稼没有固定水土功能,大风吹起加上雨水冲刷,土地迅速沙化。大片大片的千年草原,三年垦殖即毁坏殆尽,留给子孙不可逆转的大片大片沙漠和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中共新疆兵团为了在盐碱地种庄稼,耗费每亩数千立方米的水“淹灌洗盐”,即把土地用水反复浸泡,土壤含水量饱和后,下渗的水将耕种层中的盐碱带到土壤深层。两三年后,地下水位上升,将盐碱带回地面,耕地无法再用,原本的植被被铲除,只留下一片沙漠。仅50年代,中共用这种办法就制造了200万亩沙漠。塔里木河水位下降、最终断流,使原本沿河灌溉的绿洲也荒漠化,又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

不仅如此,更有中共培养出的所谓“科学家”提出用原子弹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的疯狂想法,其根源也是“战天斗地”。

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人们为了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环境,造成了今日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对于抗洪、抗旱,很多人习惯于看事情发生时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实际上,造成中国目前各种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思维。

2)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经过长期的党文化灌输,人们在生活中“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人人都有阶级斗争观念。具体表现在,党一旦对哪个人群“定了性”,甚至稍作暗示,整个社会或主动参与迫害,或歧视、疏远被党定为“异己”的人群,或对于被打击的受害者保持戒惧和冷漠,而民众的言论和行为,又进一步成为中共宣扬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依据。

有人觉得如今中共并不搞阶级斗争了,人们的思想都集中在经商、捞钱,大都政治意识淡漠,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还有一些人,自认为久经政治风雨历练,早已看破党文化的实质,厌倦了中共的政治运动,并不受其影响。

实际上,中共几十年来发动的残酷整人斗争,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以无神论和斗争思想为基础的党文化结合这种遍及社会、每隔几年重复一次的斗争形式,几乎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人们或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跟随中共去作恶,或为了生存与利益而主动跟随中共去整人,或出于无奈而对中共的运动不置可否,或由于厌倦而不愿了解有关事实,其实都是在直接或间接配合中共加强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控制,都是在党文化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杀。

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而跟从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这种情形,今天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们都比较熟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鼓吹的“人间天堂”梦幻仍然被许多人所憧憬,加上中共一贯以谎言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人们出于冲动和受骗在中共的号召下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举动。

如中共号召搞人民公社,人人都热血沸腾,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口粮无偿上交给食堂。没几年,就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

中共搞大炼钢铁,全国上下就得以此为首要任务,都搞土法炼钢,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几百万吨什么用也没有的土钢废铁。同时很多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有人估计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则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中共提出除四害,于是连鸟雀都成了“战斗”的对象。男女老少挥舞扫帚,敲打锅碗,喊声震天,工厂鸣汽笛、汽车鸣喇叭,使众麻雀惊飞,无地可落,最后吓死累死。麻雀大减,害虫却大增,造成农作物大歉收,饥荒严重。

1968年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很多人便热血沸腾,数百万城镇大中学毕业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到农村和边疆“战天斗地”,继续掀起“革命”新高潮去了(实际上是接受变相劳动改造)。

“文革”时中共鼓吹破“四旧”,很快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就成了打砸对象。无数文物被付之一炬。连名人祖坟,死人尸骨也是“革命”斗争的目标。孔子、王羲之、岳飞、海瑞、张居正、袁崇焕、蒲松龄……凡是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只要能找着,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中被掘了坟。

中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屋前屋后的蔬菜瓜果、家禽牲畜很快就被割走了。有些农民人为解决生活困难偷偷拿出些鸡蛋换日用品,马上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检举揭发。

这些造成疯狂的破坏力和荒唐行为的事,跟“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盲目斗争心态是紧密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