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 之八 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 第1集-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6日讯】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

1.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1)人人见面有戒心
中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等着傻瓜自投罗网。

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戒心不是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

(1)习惯性的戒心是党文化造成的后果
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

中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

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

如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讲了一个“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

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此时我们就像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斗争和谎言还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党文化建立过程的深层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毁了传统信仰,否定了传统文化,灌输斗争哲学,宣传马恩列斯毛伟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运动破灭后,带给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创伤。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们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传承
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现在也好像没有跟以前一样讲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造成人们习惯性戒心的社会机制仍然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中,人们仍然可以随时看到“清醒认识”、“严密防范”、“高度戒备”、“严厉打击”、“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时时激发人们的斗争心态。

现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经历的政治运动的教训,谆谆教导年轻一代随时警惕小心,让这种戒心思维代代“承传”着。朋友之间也往往会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让防备的记忆时时更新,戒心效应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被放大。

中共所灌输的互相检举、揭发打小报告的告密文化,到现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们从上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被鼓励从告密行为中获得好处。大学里为了入党和分配好工作,学生们用告密的方式向辅导员“要求进步”,搞好关系。工作单位里在私下骂领导最凶的却往往是领导安插来让手下放松警惕、敞开心扉说实话的探子。

中共的党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管。从报章杂志到互联网,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控制、操纵着社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下。中共对六四的镇压、对上访人士的抓捕、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信仰团体的迫害,说明中共的阶级斗争思想仍然无时不在地运作着。尤其是对法轮功镇压中采用的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全民动员、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与文革有什么两样呢?

中共权力系统谎言和腐败的示范效应,大大加剧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而这种全社会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们使用戒心思维。这种人人互相戒备的党文化深深渗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反映在思维和行为上,就是时时防范着别人,时时揣测着别人的“居心”,时时担心被别人“利用”。一位华人经理几年前到中国考察,回来后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人们没有信用和道德,对于任何人而言,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执行。”这样的社会状态,对这个国家来说会是好事吗?

一个习惯形成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外力强加的不自愿阶段,第二是不断强化而形成条件反射的自觉阶段,第三是充分内化的本能式习惯性反应阶段。中国人的整体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强行灌输和煽动的,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强化,到今天,人们的戒心已经充分本能化、自动化,不需要监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性思维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