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 之八 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 第3集-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6日讯】(2)斗的意识一脉相承
或许很多人以为斗争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系统有稳定性的特点。形成了的话语系统会通过年轻一代的语言习得而成为他们的话语习惯。换句话说,小孩学说话的过程,就是学习一种话语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过程。家长、老师和全社会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斗争心态,会以另外一种变体在年轻一代身上呈现出来。现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斗富比阔、瞧不起穷人、嫉妒心强,都是一种争斗心的表现。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历史中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可以把争斗语言大致分成如下几类:
恃强凌弱型:
例一:“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1966年)

例二:“我是公务员,打他又怎样,打伤了给他十万,打死了给他二十万。”(2004年重庆万州发生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事件,起因是一个自称“公务员”的人殴打一个不小心用扁担碰到他妻子的民工。这句话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导火索。)

例三:“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2005年底何祚庥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中国矿难频发的问题时说的话。)

其他例子包括“把台湾炸为焦土”等等。这类话反映了典型的恃强凌弱心态。

妒火中烧型:
例如:“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这句话反映了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心态: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无产者”才能浑水摸鱼,一夜暴富。)
更多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多新鲜哪?!”(毫不新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别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绩,只相当于过年改善生活,稀松平常,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没什么好显摆的”,“其实我比你更行”。)

针锋相对型:
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跟丫死磕!”“跟我斗?没你好果子吃!”等等。

自贬贬人型(恶者反守为攻):
使用这种话语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说得一钱不值,然而开始放手打击对方,而不担心对方反击。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在于,说话者占据了道德至低点,反而相当于占据了话语权的制高点。

例如,有人用普世的道德准则来批评中共时,中共往往辩解说,“在阶级社会中,道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人权、宗教信仰、新闻自由都是‘虚伪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然都是虚伪的,那就别怪中共所谓‘社会主义道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为共产党统治服务了。”

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等。

损人不利己型: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之后,产生了一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病态心理。

例一:“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毛泽东)

例二:“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一块死。”(迟浩田《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

又如“我不好过也让你好过不了”,“我死也不让你活着”等。

破罐子破摔型:
这种争斗性语言体现了一种极不理性的、跟自己过不去的心态。说这种话的人被一种“盲目地斗”的意识支配,不管坚持的是什么,也不管坚持的东西多么荒谬、错误、没有意义,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表现出一种极不理性、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

例一:“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泽东)

更多例子:“我就这样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等等。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随着共产党统治策略的变化,人们的言谈话语方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其中“斗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强调的是,坦白直率的语言中不一定含有斗的意识,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意的语言乍一听也可能是不入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说话时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还是存心找茬、拆台、挑衅、有意无意打击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3)争斗语言的恶果
争斗语言伤人心。中国谚语说“话能开心锁”,可是充满了斗的意识的语言可以给人的心灵造成严重伤害,开启了人际争端,这种语言不但不能打开心锁,反而结下不少难解的心结。2006年北京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教师使用语言暴力是一个普遍现象。72%的被调查初中生表示,老师使用的不文明语言对其造成了心理伤害。在另一项报告里,81.45%的被访小学生认为校园“语言伤害”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语言暴力在一定时候,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暴力。因为语言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会产生矛盾,小小问题可以闹出人命来。2005年,一个北京的警察到山西太原,在红绿灯前和一个太原的警察拌了几句嘴,这个太原的警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找了一些人,将这个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山东济宁市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仅仅因为一个网民的网名不合己意就与对方在网上展开恶骂,后来对方换了一个女孩子的网名与其交谈,套出其正在上网的网吧地址,然后赶到将其一刀砍死。

争斗语言诱导人们用斗争哲学的眼光看待问题。语言是人思维的工具,习惯性的带有斗的意识的语言诱导人们用“斗”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想找刨子做木匠活,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把斧子,于是只好改劈柴了。现在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跟语言中斗的意识关系很大。比如,领导对下属颐指气使,动不动就是“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下属不服管,心里想的是“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随之而来的,就是彼此间的争来斗去。

在政治和外交场合,这种斗的意识反映更为明显,后果也更加恶劣。2003年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的会场外,台湾媒体问:“你听到台湾二千万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需要吗?”中共驻联合国代表沙祖康用不屑的口气说:“早就给拒绝了!”并以傲慢的口气说:“谁理你们!”也是这个沙祖康,在被问及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药物时,毫不掩饰地回答,“他们活该”。

被称为“红卫兵外长”的李肇星回答记者提问时态度蛮横无礼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问起邓小平的身体状况,李答:“他身体很好。”记者又问:“邓小平是在家还是在医院拥有这样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是会知道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的。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记者的提问并不刁钻,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风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长斗的意识根深蒂固,随时都要表现出来。再如,邓小平说,“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说,“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斗争、暴力、镇压的习惯性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

争斗性的话语习惯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讨问题,讨论时使人一味追求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没有从善如流的听德,更没有知错就改的雅量。

争斗性的说话方式一旦开始,必然不断恶化,就像人常吃味道重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会越来越重。强烈的语言用久了,人们会觉得不够劲儿,必然去寻找、制造更富刺激性的语言。在这种环境中日复一日,人们必然变得更为麻木。

(4)清除斗的意识,纯净我们的语言
一个真诚、善良、宽容、自信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更不会非要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放狠话、讲歪理,千方百计在语言上挤兑别人,让对方尴尬难堪,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争斗语言的背后,是中共斗争哲学造成的一种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态和畸形人格。

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人们对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夫妻相处时相敬如宾,教育儿童时循循善诱;讲道理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了也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的后面,是平和自信、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

清除语言中斗的意识,仅靠语言上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党文化的斗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