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八 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 第5集-

2012-07-27|来源:

【希望之声2012年7月27日讯】3)创作思维过程离不开“党”


党文化对文艺创作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钳制人们的思维了。

在流行的许多古装电视剧中,古代宫廷戏全是勾心斗角,官场的腐败自古都如此,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创作思维是党文化历史观直接影响的结果,抹杀传统观念,用现代人的观念去表现古人。把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国社会描绘成一片黑暗,是一个人人相互斗争,“人吃人”的社会,以突出中共的“光明”。把腐败表现为古今中外官场的通病以淡化中共的腐败,欺骗中国人把中共恶政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

纪实文学作品创作往往是这样一种定式:如果是发生天灾人祸,就如本小节开始的例子,要讲党如何关心人民;如果是官员,就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如《孔繁森》之类的;如果是官员胡作非为,最后就是党最终维持正义;如果是政策错误,最后就是党如何如何纠正错误;如果是一个阴暗面,会归到官员个人的无奈,最后仍然要衬托党的“伟光正”。任何经济方面的成果,必定离不开党的“英明政策”的指引;任何企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任何教育、科技上的成果,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亲切关怀”。出来什么人才,个人有什么成绩,必定离不开党的“培养”;军队更是“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连一个下岗(实际上是失业)工人稍微状况改善,也是离不开党的“关心和支持”;连宗教界也是“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支持,只有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等等。

因为中共腐败愈演愈烈,民众怨气无处发泄,近年来“反腐电影”很受民众欢迎,典型的如《生死抉择》、《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其实这些作品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伤痕文学及相应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戴手铐的旅客》、《海外赤子》等等一样,不管它们怎样挖掘主题,怎样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思考,怎样试图冲破一些思想禁区,怎样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拓宽艺术的表现形式,都脱不开党文化的思维影响,作品最终又归结到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党有决心改正错误;而中共造成的社会弊病、民众苦难则笼统归结为“时代的悲剧”,淡化中共的罪责。

在中国民间,创作“恶搞”颇为流行。比如某厂商把雷锋像和毛语录印在避孕套包装盒上。看起来这是对多年来中共党文化灌输的一种反叛,实际上还是对于中共树立偶像的权威的认同,依旧没有脱离党的影响。党文化无处不在,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党”所占领,这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无法摆脱党文化的语言要素,不得不用这些要素思考和表达。一些所谓特别有创意的广告语“将……进行到底”、“……就一定要实现”也是创作思维过程中离不开党文化的语言要素的例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很多中国人着迷于所谓“老歌新唱”,即把赤裸裸歌颂中共的所谓“红色经典”或以现代乐器重新配器,或以现代唱法演唱。很多人声称,这样做纯粹出于怀旧,并非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有学者指出,很难想像,1945年之后的德国民众会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来怀旧,或者苏共二十大之后前苏联民众会通过颂扬屠杀两千万前苏联人的斯大林的歌曲来怀旧。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老歌,实在是因为党的基因早已渗透了人们的文化细胞,人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一部分了。

这些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表现,既有因为在党文化弥漫的社会大环境中长期熏染自觉形成的习惯性,也有长期高压下被迫如此的情况,有为了捞取个人利益、政治资本而有意如此,还有想跳出党文化却跳不出,从而创作思维习惯不自觉地依旧离不开党的情况(如“恶搞”的作品仍然是在党文化中打转)。总体上讲,党通过强制手段为保障,以党文化作为民众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食粮”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大众和他们自己,最终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创作思维习惯的定势,使人们的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只是创作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面,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方式渗透各行各业。具体创作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人们受党文化的影响,从选材到思考到具体创作,每一步都跳不出党文化的框框。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创作,发挥自己的才华,就要首先从党文化思维中跳出来。

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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