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不服的“国民教育”
【希望之声2012年9月15日讯】两本让大陆人看来已经大量减轻了"宣教"、堪称"谦卑"的教育手册(@时报翔哥微博)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由几位中学生发起的"学民思潮",9月8日在"占领市政府"的行动中达到高潮。十二万人"黑衣围城、不撤不休"。在罗湖口岸的这一边,能够"翻墙"看到未被屏蔽的新闻的大陆人,晒出他们从小到大所学的《政治》、《思想品德》、《马克思主义原理》,甚至是《历史》和《语文》教科书,没有一本不是比这两本教育手册"口味更重"的"洗脑"教材。

凡是在大陆上过学的孩子们,大约都记得这样的场景:老师在讲台上划着重点,头也不抬。多数的同学只顾沙沙地记,为了几乎等于"白送"的政治课分数;只有极少数的同学,会举手询问:为什么要背这些?这种"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大陆的课堂上,前者是会得到奖励的"聪明孩子",他们早早学会了适应规则;而后者是"一根筋"的"傻孩子",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堵厚重的"南墙"。

如果整个中国是这么一个课堂的话,大陆就是那个"聪明孩子",香港则是那个"傻孩子"。在大陆推行无虞的"爱国主义教育",到了香江,水土不服了。何解?有评论说,这种由政府推行的爱党与爱国不分的教育触碰到了港人的底线,即"自由选择"的权利;有评论说,香港,作为一个"避难所",从1949年以来一直在吸收逃离大陆的人,因而他们对于"被控制"更为敏感,正如那幅流传很广的标语所言:"我们的上一代为了逃脱共产党的魔掌而来,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再重回魔掌";也有评论说,香港对于大陆的意义就在于"傻孩子"还保留着“说真话”的习惯;还有评论说,从小学到大学,大陆长达一万多课时的灌输培养出的是一批批心口不一、价值取向足以让人"精神分裂"而浑然不觉的投机分子。谁愿意与这种人生活在一处?

以上的解释各有道理。不过,据报道,曾经在大陆接受了多年"爱党爱国教育",之后又到香港求学或工作的"大陆仔"更有热诚投入到反"国教"的运动中(相比于2003年的"反23条"和2010年的"反高铁",反"国教"运动更让"大陆仔"有切肤之痛),这也足以说明并非隔着一道窄窄的口岸,人们就分不出"饭香"和"屎臭",就不知道什么样的教育更适合孩子,那么,前面那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这样的"洗脑"教育可以在大陆推行而不受到抵制?

这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把那个"教室"扩展到全球,就会发现,大陆这样的"聪明孩子"是少数,而香港这样的"傻孩子"才是常态。在台湾,"旺旺集团"老总蔡衍明购并媒体后,引起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及学生团体的大规模抗议,认为旺中集团已被大陆的资金渗透,意在以资本优势打压台湾的言论自由空间;今年曾经喧嚣一时的美国拒绝为"孔子学院"老师发放签证的话题,也是因为"孔子学院"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帜,被一些美国大学的教师抗议会干扰"学术自由",某些接受了"汉办"捐赠的美国大学曾经撤销了达赖喇嘛的访问就成为令人担忧的苗头;在安哥拉,最近举行的选举中反对按照"中国模式"来建设他们的国家也不乏其人。这些都是更多"傻孩子"们的反抗。

为什么只有在大陆,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家长们拼命走后门、送红包、经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式的"小升初"竞争(注:指学生们小学毕业后,因为没有统一考试,完全要靠家长的人脉关系把孩子分到师资资源比较好的中学。),才能让自家孩子可以接受更标准和严格的"洗脑教育",才能为学校的"升学率"添砖加瓦?

外界的观察者们有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在80年代末期,中国人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契约"。党从中国人的私人生活的控制中退出,中国人有了选择居住地、职业、和个人爱好的自由;党用尽一切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尽管对不同的人而言改善幅度大有差异);条件是,在公共场合,人们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私下里,很多谈话都可以直言不讳;而在公共场合(当然也包括在课堂上),则不能挑战中共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微博这样的公共的虚拟空间也是如此,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就因为发微博支持香港的"反国教"被剥夺了为本科生上课的权利,又因为发微博申明退党,账号被清空并禁言。

在大陆的课堂上所发生一切,也受这一"契约"的控制。顺从的"聪明孩子"及他们的家长,默许了这种交换的合法性。而在所有非大陆的地方,要达成这样的契约都几乎不可能。无论是在香港、台湾,还是非洲,即使有大笔的补贴或者是开放市场的诱惑,又或者动辄几百亿地大手笔撒钱,中共依然无法一手掌控那里的经济,也就没有了开出"契约"条件的实力。即使是对香港而言,与1997年相比,现在它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已超过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和,以至于一出现类似的"意识形态"冲突,总有人会跳出来提醒港人,他们用的水和电,包括蔬菜和肉类都要大量从内地进口,好像这样一说,内地就卡住了香港的咽喉。不过,从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与内地完全独立之时,就曾经以它的通商口岸的优势取得过长足的发展,也奠定了今日的"自由港"的基础。和大陆没有往来的日子里,港人从未吃不上饭;况且,当两个经济体相互依存时,由一方主动切断联络,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这种"断腕"只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结果只有"两败俱伤"。因此,这种恐吓,既然不打算实施,也就没人拿它当真。

当然,这样的摩擦多了,按照中共执政者的逻辑,内地给香港允诺的一些利好政策可能会被收回,以示"违约"惩罚,这种威胁就好像领头参与"反国教"运动的香港艺人有可能被大陆封杀一样切实,这会造成损失,但依然达不到迫人放弃尊严和自由的程度。毕竟,那张"不成文的契约"上没有人签字,如果真的以签字为准的话,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签。说到契约,真的签过的却是中共,说好的"五十年不变"呢?说好的"一国两制"呢?说好的"全民普选"呢?今天再去问问港人还有几人相信中共会信守承诺,恐怕"不信任"已经都写在了中环黑压压的人群的脸上。

回到大陆,是不是保证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就可以一直保住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距离1978年越远,答案可能就越对中共不利。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内地八零和九零后的年轻人(在经过了那么多"洗脑"教育之后),仍然会成为大陆初露萌芽的非政府组织、女权运动、环保抗议和网络媒体上的"生力军"。这些没有饥荒和文革记忆的年轻人,不认为自己能够吃上饭和享受恋爱、旅游等个人自由是了不起的进步,毕竟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天然"权利。他们希望实现自我价值;而在社会结构已经初步定型的今天,这种追求常常就会转向那些仍被看作是"禁区"的地方。曾有一位八零年代的社会思潮的"先锋"人物这样描述道:"九十年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东西:利益加压力,或者叫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胡萝卜多一点,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现在胡萝卜已经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萝卜放在大棒旁边,你要不拿这些就没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决大棒的问题,你就别想拿到它。"这是多么吊诡的局面,那张契约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从表面上来看,"聪明孩子"居然也有可能做出和"傻孩子"一样的"撞南墙"的举动。

在中共仍有"大棒伺候"的那些领域,比如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化、教育、出版、影视、网络等等,被各种"禁令"治得"青黄不接",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发育不良。围绕着胡萝卜打转又不被大棒打杀的空间越来越小,打"擦边球"的高手们也快被逼到了死角。举个例子来说,韩寒和郭敬明这样两个要靠文化吃饭的"聪明孩子"不约而同选择了"消费政治"的这一"险招"来博取关注度,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铤而走险"还要保持"红"的状态已经很难;同时,中国继续做"世界代工工厂"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重复、仅能换取温饱的工作,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空间来展示个性,而这些终究会指向禁区,比如竞选和社运。

说到底,大陆能在八零年代末形成那样的"契约",并非是因为中共找到了独一无二的"治国秘方",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在那个阶段的社会和国家力量的对比下,以经济和个人自由换取政治稳定的方案是双方各退一步之后,还可以接受的唯一答案。但在任何其他的时空场域,在社会力量不是那么薄弱的地方,在人民的起始条件不是那么可怜巴巴的状况下,这样的契约都无法达成。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曾有过这样的辩论,是"香港会大陆化",还是"大陆会香港化"?这场辩论的核心最后归结为这个问题,是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人们会放弃自由和尊严,还是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促进人们更热切地追求自由和尊严?如果不是只看眼前利益的话,选择了前者的"聪明孩子"未必真的聪明,而选择了后者的"傻孩子"也未必真的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