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5b):东方杀戮

2019-08-07|来源: 大纪元|标签: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主义 杀戮 

3. 共产党干的事没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变异的、不光彩的
1)苏共暴行
(1)劳改营杀人,希特勒取经
1918年9月5日,列宁下令在索洛维茨基群岛组建了第一个特别劳改集中营。这是为了关押、折磨和屠杀反对十月政变、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和异见人士。此後,苏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即是斯大林时代臭名昭着的「古拉格集中营」的前身。「古拉格」是俄文「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简称。斯大林时代,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断加剧,「古拉格集中营」在苏联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死去前,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苏联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

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作者索尔仁尼琴一共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由於秘密警察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麽口供,就能得到什麽口供。[6]

被投入劳改集中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要进行十二到十六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大批大批的劳改者死於非命。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很多世人都以为集中营是德国纳粹的产物,其实苏俄的劳改营不只是其它共产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当年也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保守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有50多万名劳改犯死亡。1960年,古拉格系统被关闭。2013年,俄罗斯官方媒体网站显示,有超过1500万人因获刑被关进古拉格改造营;在那里,共有超过150万人於释放前死亡。

(2)制造饥荒杀人
饥荒也被共产政权用来杀人。1932至1933年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是苏共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灭绝。事件背景是,苏共在乌克兰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遇到了当地农民的抵抗。於是,苏共把大部分擅长耕作的农民划为「富农」,并将他们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这导致乌克兰农业生产迅速下降,1932年的粮食产量暴跌。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乌克兰的粮食供应被苏联政府中断。乌克兰周边圈起了一道警戒线,任何人无法逃离。起初,乌克兰人依靠家中贮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饥。可是,苏俄政府动用了徵粮队,把各家各户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抢走。很快,大批农民陆续饿死,许多地方出现了吃人肉的惨剧,还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屍体重新挖出来食用。农民被禁止进入城市搜寻或购买食物,很多人饿死在铁轨上和铁路旁。

大饥荒过後,乌克兰有上百万的儿童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无家可归的孩子,只好去各个城市乞讨谋生。斯大林政府认为,庞大的儿童乞丐损害了苏联的光辉形象,於是签署命令,对12岁以上的儿童「予以枪决」。据不同的统计数字,有250万至480万人死於大饥荒。在当时的乌克兰首都哈尔克夫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饿死者的屍体。

(3)大清洗杀自己人
共产邪灵毁灭全人类的目的中也包括毁灭它们自己人。所以共产党对自己人从未有过半点仁慈之心。在斯大林时代,恐怖杀戮行动愈演愈烈。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导演了一场持续十年的血腥的政治镇压。其中所谓的「大清洗」是斯大林杀戮共党自己人的运动。据历史学家研究,在大清洗运动中,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後一届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死去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於死地。1919~1935年先後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贝利亚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这次清洗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镇压甚至比对军政界的镇压更早一些,而且,事实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价更大的是普通的苏联人民。

那麽斯大林搞的大清洗总共到底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的。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7]

2)中共暴行
从1949年中共篡政到1966年的十几年中,通过「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及其所造成的大饥荒,使几千万中华子民死於非命。随着血腥的党内斗争的需要,随着新一批接受无神论、党文化教育的「狼崽子」的长成,为摧毁几千年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共产邪灵开始了更疯狂的杀戮和破坏。

(1)中共制造饥荒杀人
在1959到1962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共一直蒙蔽世人谎称是自然灾害所致。其实,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大跃进,不只吃光了库存的粮食,搞得土地没有收成,还硬逼各级从省市到城乡虚报粮产量,并按照虚报的数量超额徵收。结果导致农民把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上缴後仍然无法达到虚报的数量。中共各级组织逼粮团对快要饿死的农民吊打、刑讯、斗争以拿到农民们自己保命的最後一粒粮食。同时中共也学着苏共的做法断绝农民入城或其它求食的生路,致使无数整家甚至整村的人被饿死。人吃人的现象屡有发生,路旁饿死者的屍体随处可见,惨不忍睹。当农民为了活命而去夺粮食时,又被残忍地镇压杀害。上缴来的粮食被用来大规模购买苏联的武器、用来出口换黄金、用来还债,但中共却罔顾本国人民死活。在短短三年中,这场灭绝人性的以饥荒杀人的大屠杀,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华子民丧失了生命。

(2)文革暴力杀人,毁坏传统文化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屠杀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红八月」。

仅举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後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有的是用铡刀铡,有的是用绳子勒死。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

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还要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有意地为建立它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世人大都只是看到共产极权国家是如何的残忍、嗜杀成性,而无法理解作为人怎会如此丧失人性、惨无人道。其实这正是源於共产邪灵是由「恨」及低层败坏物质等组成的,同时利用烂鬼、低灵行恶,其非人性的表现就是其根本魔性所决定的。

整个文革时期,死於非命的人难以统计,多数研究估计超过二百万,甚至更多。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着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着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小平於是举了一个经典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当面指定为叛徒、国民党特务,康生命令公安部长谢富治把赵健民当场抓起来,投入大牢。仅赵健民一案就共牵连了138万多人,打死了17,000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1493人,打残了9661人。

(3)登峰造极,迫害法轮功
几十年中共的暴力杀戮、强力洗脑、党文化的灌输和教育,不信神的人们道德标准早已远远低於神给人规定的最低水准,甚至信神的人不知道如何才是对神真正的信,而将中共败坏後的宗教作为信神的形式。长此下去,世界上各个民族所预言的毁灭整个人类的大灾难必将降临。

为提升世人道德,救度世人,1992年春,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至简至易,从祛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全球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带动了整体社会的信仰重建和道德昇华。随着大法洪传,更多世人走进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它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它们用谎言、欺骗加暴力迫使所有中国人认同并追随它们迫害法轮大法,反对「真、善、忍」,认同「假、恶、斗」,让人们道德败坏,背叛神佛,走向法轮大法及「真、善、忍」的对立面。很多中国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地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着走上毁灭之路。

共产邪灵还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世界国家,使他们无法制止中共对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丧心病狂的暴力杀戮和迫害,听之任之,遂使得迫害者越加猖狂,肆无忌惮。

共产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将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人器官库,以每个器官数万到十几万美元不等的价格,随时杀死这些学员并贩售他们的器官牟利。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voice vote)的方式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活摘器官的巨大经济利益不仅能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也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也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人的目的。

中共从篡政後从未放松对所有宗教信仰的迫害。对此问题本书将在第六章进一步展开论述。

4. 共产红祸,输出暴力
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的绪论《共产主义的罪行》中,作者初步统计了共产政权在全球的罪恶行径及导致的死亡人数,他估计共产政权导致的总死亡人数约为9,400万。其中苏联2,000万人、中国6,500万人、越南100万人、朝鲜200万人、柬埔寨200万人、东欧的共产政权100万人、拉丁美洲15万人(主要是古巴)、埃塞俄比亚170万人、阿富汗150万人,另有10,000人是因「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发起的运动和在野的共产党」而死亡。[8]

根据不同学者的统计,柬埔寨在赤柬1975到1979年的这段统治期间,在中共的直接干预控制下,赤柬暴政害死的人数大约在140万到220万之间,而当时的柬埔寨总人口也不过700多万人。柬埔寨在所有共产极权国家中表现最为极端,近1/3的人口死於非命。

朝鲜从1948到1987年间,强制劳动、处决和集中营劳改,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估计240,000到420,000人死於上个世纪90年代的饥荒,1993年到2008年朝鲜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金正恩上台後,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肆残杀,包括其高层政府首脑和亲人,还不惜以核战争威胁世界。

从苏俄建立第一个共产政权至今,短短一百年间,共产邪灵在共产政权国度里竟杀戮了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多的人。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百年来一路暴力嗜杀的恶行。

*****

[1] 「Remembering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cord/2017/11/13/extensions-of-remarks-section/article/E1557-2

[2] Sté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3] “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t” (德皇陛下的革命),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4230885.html.

[4]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Volume 5.

[5]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2000), 365.

[6]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7] 中国社科院译《雅科夫列夫访谈录(1992—2005)》。

[8] Sté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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