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7):渗透西方(上_b)

1919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共产党组织。在近一百年的历史当中,虽然美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拥有众多党员的大党,但在美国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与美国社会的激进团体和激进分子勾结,渗透进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会,甚至美国政府。美国反共运动先驱弗莱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尝试从共产党的人数来判断其影响力,就像通过比较孔洞面积与完好面积来确定船体是否安全。一个漏洞就足以使整条船沉没。共产主义理论就是有纪律的少数人控制和指挥其他人的理论。一个处于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纵数千人。”[8]

二战期间的美国政府内部有很多苏联间谍早已不是秘密。但由于1954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的反共努力被打压,左派媒体、政界、学术界合力掩盖,相关证据一直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上世纪90年代中,美国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情报部门破解的绝密电码维诺娜文件(Venona Files)。密电码显示,在美国政府内部至少有三百多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至于他们手下还有多少人则不得而知。有些间谍在罗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够接触绝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则可以利用职权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这些人包括向苏联输送原子弹技术和其它军事技术秘密、后来被送上电椅的罗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财政部副部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等。

由于维诺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被泄露给苏联尚不得而知。但更为重要的是,某些苏联间谍身居高位,有机会对美国政府的重要决策发挥重大影响力。在二战结束前举足轻重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希斯在战后领土处理、战俘交换、联合国宪章的起草等重大决策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怀特作为财政部长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参与制订了很多关键政策,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创建人之一。正是这个怀特在1941年促成国民党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为财政部高级官员,后者“帮助”国民政府设计的“金圆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尽失。历史学家相信,由于苏联间谍和亲共分子的影响,美国在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当中,中断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是造成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学者强调,“影响政策”才是苏联间谍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10] 一度加入美共和苏联谍报网,但后来反正并指证其他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写道:“敌对国家的代理人所占据的位置使他们不但能够窃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而且体现在数量极其庞大的日常决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尤里?贝泽门诺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马斯?舒曼)在着作和演讲中披露了苏联秘密颠覆西方的手段。贝泽门诺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类的间谍电影影响,认为苏联颠覆的手段也是通过间谍窃取情报、炸毁桥梁等,但事实远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当中只有10%到15%用于传统的谍报战,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上。贝氏详细解析了颠覆战略的过程、领域和手段。一般来说,颠覆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造成敌对国家的文化颓废、士气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个阶段,造成该国的社会动荡;第三个阶段,制造危机,而危机将造成三种可能的局面:内战、革命或者外敌入侵,这时共产党将开始第四个阶段,即趁机夺权,进而“稳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党制独裁国家。

按照贝氏的说法,共产党渗透的目标主要有三大领域:思想领域,包括宗教、教育、媒体、文化等;权力机构,包括政府、法院、警察、军队、外交机构等;社会生活,包括家庭、医疗健康、种族、劳资关系等。贝氏以“平等”观念为例,解释了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渗透,一步步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制造革命时机的。谍报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绝对平均主义”,让人们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境遇不满,不满加剧后,影响生产力,进而影响劳资关系,造成罢工潮、经济衰退等,于是社会不稳,越来越多的人激进化,展开权力斗争,全面危机爆发后,革命或者外国入侵的机会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罗马尼亚最高安全官员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对西方发动大规模心理战、“谣言”战(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强调,谣言战的目的是改变民众看问题的参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后,一个人即使面对真相也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成为“有用的傻瓜”。[13]

贝泽门诺夫说,意识形态颠覆的第一个阶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时间。第二个阶段2到5年,第三个阶段只要3到6个月。1984年他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其效果之好远远超出了苏联当局的想像。

根据很多前苏联间谍、情报官员的自述和对冷战后解密档案的研究,前苏联的渗透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背后重要的推动力量。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50年开始揭露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渗透,但1954年被参议院投票谴责,美国政府内部清理共产主义的努力半途而废,是美国加速走上下坡路的关键。[14]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麦卡锡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而失去现实意义。麦卡锡多年来被左派政客和媒体妖魔化,“麦卡锡主义”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显示出左派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位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在回顾了麦卡锡等反共英雄在美国被压制、被丑化的历史后说:“左派的反美是其整个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由主义者为通奸者、色情业者、鼓吹堕胎权者、罪犯和共产主义者争取权利。他们本能地支持无政府状态,反对文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 从罗斯福新政到进步主义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发生崩盘。危机从金融财政扩散到整个经济体,主要西方国家无一幸免,失业率达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业人口超过3千万人,主要工业国除苏联外,工业生产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罗斯福就职的一百天内,围绕着“解困、复苏、改革”的主题,接连出台了很多项法案,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至今仍发挥着影响。

罗斯福颁发的总统令数量超过他之后20世纪所有总统颁发的总统令数量的总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国的失业率都没有降到两位数以下。自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走上了高税收、大政府、干预主义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苏萨(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谎》中指出:“《国家复苏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是罗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这个法案基本上给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敲响了丧钟。”[17]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曾以充分的史料证明罗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与愿违的:新政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社会保障法使失业率增高;高税收破坏了健康的企业经营模式;劳工法造成失业等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称赞这本着作说:“鲍威尔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新政影响了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延长并加重了失业,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贵的政府准备了条件。”[18]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上台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在极短时间内,约翰逊就发布了一系列总统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扩大福利计划,提高税收,急剧扩大了政府的职权。有趣的是,约翰逊总统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新纲领》(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几乎如出一辙。美共书记霍尔(Gus Hall)如此解释这个纲领:“共产党对‘伟大社会’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老话概括──‘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梦想’。我们共产党人支持‘伟大社会’的每一项举措,因为我们的梦想是社会主义。”霍尔所谓“同一张床”指的是“伟大社会”政策。[19]虽然同样支持“伟大社会”的举措,约翰逊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为了把美国一步步引入社会主义。

“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这两项运动最严重的后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对福利的依赖、越来越多青壮年拒绝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由于福利政策照顾单亲家庭,实际后果是鼓励了离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据统计,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儿中为3.8%,这个数字到1965年时是7.7%。“伟大社会”改革之后的25年(1990年),这个数字骤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比如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犯罪率飙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几代人无法摆脱贫困、不劳而获的思想变得根深蒂固从而形成自愿失业大军等等。

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说过:“民主制无法成为一种行之久远的政治制度。总有一天,公众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出让自己从国库中得到实惠的候选人,那时民主制就终结了。大多数选民会永远投票给许诺从公共财政里给予他们最多好处的候选人,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为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最终被专制所取代。”[21]“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民众形成对福利的依赖之后,政府要想减少福利数量和种类,可以说比登天还难。“福利国家”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上的痼疾,使众多政治家和学者一筹莫展。

上世纪70年代之后,极左派放弃了令美国民众警惕的革命话语,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的读者对后者一定不陌生,“进步”一直被共产党当作“共产主义”的隐语使用,比如“进步运动”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进步知识分子”指的是“亲共分子”或者干脆就是地下党员。“自由主义”也好,“进步主义”也罢,其实质并无不同,其内涵都是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传统、“社会公正”、政治正确、高扬女权、同性恋和性变态者的权利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而已。

我们无意指责哪一个政要或者个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局中,要想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的确很难。在一页页历史翻开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初以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下手,东方发生暴力革命的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和全社会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逐渐左转。就美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政府采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政策。“福利国家”培养了人民的惰性和对政府的依赖,与此同时,无神论、唯物论迅速侵蚀美国社会的道德机体,远离了神、远离传统道德的民众,在花样百出的共产主义骗术面前,渐渐失去了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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