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0b):家庭篇(上)

2019-08-16|来源: 大纪元|标签:共产主义 家庭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2)延安的性开放
中共诞生之初,情况与苏联类似。当然,这都是同一棵毒树上结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就以私生活放荡着称,郑超麟、陈碧兰的回忆录中,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乱,性态度堪比前苏联杯水主义盛行时期。

不只是上层知识分子型领袖,早期开辟的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体现“性自由”。由于提倡妇女平等、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出现了大量“因满足性欲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况。苏区青年还往往以“拜干娘”接近群众为名谈恋爱,年轻女性拥有六七名性伴侣的不在少数。据《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红安、黄麻、黄陂、光山等地方党内负责人“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15]

1931年春末,张国焘主政鄂豫皖苏区后,即发现梅毒流行甚广,不得不报告中央索求“诊梅毒疥疮的医生”。多年后,其回忆录中对当时苏区“调戏妇女的事”、“对妇女乱来”和某些高级将领的“姘头”仍记忆犹新。

1937年李克农担任中共八路军驻京办主任,负责领取军饷、医药、物资等。一次,国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八路军的医药清单时,发现其中治疗花柳病的药品数量相当大。经办人员就问李克农:“难道贵军中得这种病的人很多吗?”李克农一时语塞,只好编谎搪塞说是给当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纪30年代的性自由同样危及了政权,不但有和苏俄相同的社会瓦解问题,还使已婚的红军战士军心动摇,担心参军后妻子出轨、改嫁,影响部队战斗力。而且,这种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实了其“共产共妻”的恶名。为此,苏区才不得不颁布了保护军婚、限制离婚次数等政策。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邪灵的各种变异思潮自19世纪开始,在西方经过上百年蜕变、演进之后,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大规模登场。

20世纪60年代,在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鼓励下,邪灵操纵的各种社会文化运动在美国先后登场,如嬉皮士反正统文化运动、新左派激进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性革命思潮等。这些思潮、运动如汹涌的潮水,激烈地冲击、腐蚀美国的政治体制、传统价值体系和社会肌体,并随即波及欧洲。西方的社会观念、家庭观念、性观念与文化价值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与此同时,同性恋“权利”运动也不断高涨。这些都导致西方传统家庭价值观念不断削弱和传统家庭模式日渐式微。同时,社会的动荡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色情文化泛滥、吸毒现象蔓延、性道德崩溃、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会福利群体扩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随后在全世界的迅速扩散,对人类传统道德观念,尤其是传统家庭观念、性道德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让性解放在西方社会肆虐,邪灵经过了充分准备,尤其通过“性爱自由”运动(Free love,也称性激进主义)为其铺垫,逐步侵蚀瓦解传统理念。从19世纪兴起的“性爱自由”鄙视传统家庭道德观念,主张任何形式的性活动都应当不受干预,个人的性活动,包括婚姻、堕胎、淫乱行为不应受政府、法律制约。

傅立叶的追随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诺伊斯首次提出“性爱自由”概念。

“性爱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者,如:英国“性爱自由”先锋是社会主义哲学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早期倡导人;该运动最知名的倡导者、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也曾是费边社成员,他声称道德不应限制人类本能的快乐,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法国“性爱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尔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后来发展了傅立叶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开创了法国个人无政府主义(属广义社会主义范畴),鼓吹滥交、同性恋、双性恋;无政府主义(属广义社会主义范畴)者弗来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亚的“性爱自由”开拓者等等。

“性爱自由”运动在美国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杂志采用铜版纸,给人一种“艺术”的错觉,再加上造价不菲的彩色印刷,传统观念中被视为下三滥的粗俗色情题材一下子跃入主流社会,成了“高档”休闲杂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扩散给全球普通民众,肆意侵袭着传统性道德观念。

到20世纪中叶,随着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爱自由”观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称性解放)正式登场。“性革命”是共产主义精神分析鼻祖、德国共产党员赖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前者将人从“经济压迫”下解放,而后者将人从“性压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论的奠基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中使性解放观念深入人心。此后,随着动物学家金赛(Alfred Kinsey)发表《人类男性性行为报告》和《人类女性性行为报告》以及口服避孕药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观念在60年代红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学者发现金赛在所谓的人类性行为报告中,采用了夸大、过分简化等等手法扭曲统计数据,使很多人误以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对性解放、同性恋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

一时间“性解放”成为现代社会的时髦道德价值观。在青少年圈子里,放纵的性生活被视为正常,十几岁的女孩若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受到同伴的耻笑。资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间达到15岁的美国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岁之前有过婚前性经验。[18]到2010年代,结婚前仍为处女的新娘仅为5%;18%的新娘婚前有过10个以上的性伴侣。[19]“性”成为大众文化的流行主题,以性描写招徕读者的“文学作品”充斥市场,“儿童不宜”的X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1)女权运动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
女权运动是共产邪灵利用来破坏家庭的另一驾轻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权运动(也称第一波女权运动)18世纪发端于欧洲,主张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第一波女权运动发生时,传统家庭观念的社会基础依旧强盛,这时的女权运动并不主张直接挑战传统家庭。当时影响力显着的女权主义者,如18世纪英国的玛莉?乌丝东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纪美国的玛格丽特?芙乐(Margaret Fuller)、19世纪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都主张一般女性婚后应以家庭为主,女性的潜能主要是在家庭领域里发展,女人充实自己是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别优秀的特殊女性,应该不受任何阻碍,自由发挥她们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较长短。

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妇女选举权获得各国法律承认,第一波女权运动渐趋平静。此后随着大萧条的冲击和二战的影响,女权运动基本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也早早埋下了摧毁传统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观念的种子。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就为现代激进女权运动奠定了方向。被称作女权主义之父的傅立叶宣称婚姻把妇女变成了私有财产,欧文把婚姻诅咒为“邪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权主义者继承并发展,如19世纪女权主义者莱特(Frances Wright)继承了傅立叶的思想,主张实现女性的性观念自由。英国女权活动家惠勒(Anna Wheeler)继承了欧文的思想,激烈谴责婚姻把女人变成了奴隶等等。同时,社会主义女权活动者也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权刊物,如法国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妇女之声》(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妇女》(La Femme libre ,后更名为《妇女论坛》)、《妇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妇女评论》(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创办者或是圣西门乌托邦主义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叶的追随者。由于当时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遭到当局严厉审查。

我们看到,当第一波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同时,红魔也同时安排了各种激进思潮冲击传统家庭、婚姻观念,为随后到来的更加激进的女权运动作了铺垫。

第二波女权运动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随后波及到西欧及北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伴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纷纷抬头。女权主义趁机以更激进变异的面目出现并风行世界。

奠定这一波女权运动第一块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以及该书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起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该书作者从一个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角度,激烈批评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认为传统的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是所谓“父权社会”塑造的迷思。她认为中产阶级的郊区家庭是“美国妇女舒适的集中营”,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应该跳出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20]

数年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宰了全国妇女组织,继承并发展了弗里丹的女权思想。她们认为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父权文化所压迫的。她们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并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彻底变革传统文化,在经济、教育、文化、家庭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斗争”,实现女性的“平等”。

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划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从而鼓吹“斗争”和“解放”、“平等”,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旨。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地位划分人群,新女权主义则以性别划分人群。

事实上,《女性的奥秘》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并非如书中所暗示的,是一个厌倦家庭琐事的中产阶级郊区家庭妇女。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热维茨(Daniel Horowitz)于1999年写了传记《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奥秘〉的出笼》。他调查揭示弗里丹从大学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是个斯大林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为左翼工人运动报刊写作,霍热维茨并找到她当年写的这些文章。她甚至一度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核物理学家的情妇。[21]

美国学者凯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红色女权主义》一书中指出,实际上女权主义在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美国并没有沉寂。包括安东妮(Susan Anthony)、弗来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背景的红色女权主义作者,在这一时期为随后到来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安东妮早在1946年就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压迫黑人作类比,指出男性同样压迫着女性。只是由于受麦卡锡反共影响,共产主义臭名昭着,她们从此闭口不谈自己的红色背景。[22]

在欧洲,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领第二波女权风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1941年她与共产主义者、哲学家保罗?萨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创建了法国地下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随着60年代其女权主义声名鹊起,她宣称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只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她主张“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虽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征决定的,而性别(gender)则是在人的社会性的影响下后天所形成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心理概念;认为女孩顺从、乖巧、爱撒娇、富于母性的“女性气质”全都来自后天的“父权社会”精心设计的“神话”,为的是维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主张女性冲破传统理念,实现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思想实际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等等各类变异观念提供了温床。此后各类形形色色的女权思想层出不穷,基本都继承了女性不平等来自于传统“父权社会”的压迫。因此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传统家庭婚姻观念是实现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碍。[23]

波伏娃认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丈夫,“同妓女一样令人恶心”。她同萨特保持终身情人关系而拒绝结婚,与此同时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爱情”,同样的,萨特也拥有几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爱情”。她的婚姻观是当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流态度。事实上,这种复杂混乱的性关系正是乌托邦共产主义先行者傅立叶19世纪所设想的公妻制。

*****

[1] W. Bradford Wilcox, “The Evolution of Divorce,” National Affairs, Number 35, Spring 2018. https://www.nationalaffairs.com/publications/detail/the-evolution-of-divorce.

[2] “Beyond Same-Sex Marriage: A New Strategic Vision for All Ou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9:2 (July 1, 2006): 161-171. DOI:10.1080/15240650801935198.

[3] Victoria Cavaliere, “Rhode Island school district bans father-daughter, mother-son events,”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rhode-island-school-district-bans-father-daughter-mother-son-events-article-1.1162289#nt=byline.

[4] [德]恩格斯着,谷风出版社编辑部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台北:谷风出版社,1989年)。

[5] Robert Owen, “Oration Containing a Declaration of Mental Independence,” Public Hall, New Harmony, Indiana (July, 4, 1826), http://www.indiana.edu/~kdhist/H105-documents-web/week11/Owen1826.html.

[6]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夏侯:〈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性解放〉,大纪元新闻网,http://www.epochtimes.com/gb/17/4/9/n9018949.htm。

[12] 同上。

[13]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14] 夏侯:〈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性解放〉,大纪元新闻网,http://www.epochtimes.com/gb/17/4/9/n9018949.htm。

[15]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16] 杨宁:〈八路军为何大量购买治花柳病的药品?〉,大纪元新闻网,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8/n10069025.htm。

[17] 揭露金赛报告学术造假的众多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是莱斯曼博士的研究(Judith A. Reisman, Ph.D., Edward W. Eichel, Kinsey, Sex and Fraud: The Indoctrination of a People (Lafayette, Louisiana: Lochinvar-Huntington House, 1990)。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评价其工作说:“朱蒂?莱斯曼博士和她的同事摧毁了两个金赛报告的基础。”( “Dr. Judith A. Reisman and her colleagues demolis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wo (Kinsey) reports.”)(“Really, Dr Kinsey?”, The Lancet, Vol. 337 (March 2, 1991): 547)

[18] Finer LB, “Trends in Premarital Sex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2003,”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2(1) (2007): 73-78.

[19] Nicholas H. Wolfinger, “Counterintuitive Trends in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Sex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https://ifstudies.org/blog/counterintuitive-trends-in-the-link-between-premarital-sex-and-marital-stability.

[20]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3).

[21] 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v.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22] Kate Weigand, Red Feminism: 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图片:《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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