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b):家庭篇(下)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同性恋权利运动从其发端就和共产主义的大力推动分不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同性恋为人的“自由”选择。共产主义声称要把人类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恋“权利”,都属于人类应该获得的自由。在“性爱自由”运动中,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时鼓吹同性恋“权利”。

19世纪90年代几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军人物发起了世界上首次有声势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以性学研究者贺西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们从理论上论述同性恋行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贺西菲尔德创立了科学人权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res Komitee, WhK),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LGBT)权利组织。他们1897年发起了一场为同性恋行为辩护的运动。1895年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指控。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唯一支持王尔德同性恋“权利”、为其辩护的团体。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张废除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节所述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性解放”。这场运动中,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关系的法律被废除,苏俄当时被鼓吹同性恋运动者认为是世界上同性性关系方面“最开明”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宪法,是在南非国大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当权之后通过的。国大党为社会党国际(原第二国际分支)成员,属于社会主义政党。支持“同性恋”权利是其一贯政策。

当代美国同性恋运动中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是德国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贺西菲尔德创立的科学人权委员会启发,而于1924年在芝加哥创建的人权学会(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该组织成立几个月后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员而解散。1950年,美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同性恋权利组织麦塔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该组织由美国共产党员哈利?海依(Harry Hay)发起,成立于海依在洛杉矶的家中。该组织随后扩展到其它地区,并出版刊物。

1957年,动物学家胡克(Everlyn Hooker)发表研究报告,通过心理测试,提出同性恋者心理状态和普通人无差别。这项研究结果后来成为证明同性恋行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学依据”。一位麦塔辛协会成员与胡克密切交往,并说服她通过研究支持同性恋,促成了这项研究。研究对象并非随机选取,而是都来自麦塔辛协会成员。这一点成为其研究遭批评的原因之一。[16]

20世纪60年代,随着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冲击,同性恋权利运动逐渐公开化。1971年,女权组织“全国妇女组织”(NOW)成为第一个支持同性恋(LGBT)权利的大组织。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以胡克的研究报告为最主要的支持论据,决定不再把同性恋视作心理疾病。学会为此表决时,有39%的人反对此举。换言之,这项决议本身远非如一般人认为的出自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胡克及其后续研究者选用了所谓的“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结果,作为衡量同性恋者心理状态的标准──通俗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适应社会,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罗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医学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选定的这个“适应性”标准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种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作为衡量标准,会误判他们属于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种心理异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强烈的愿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个健康肢体(比如一条腿)。如同某些同性恋者认为自己长了错误的性器官,这种xenomelia患者也强烈相信某个肢体不属于自己。这种病人完全能够适应社会,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他们甚至一旦实施肢体截除手术后,就能从中获得快感,并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17]

金尼还列举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种心理异常患者喜欢吃塑料,并从中得到满足感;另一些患者有伤害自己身体的强烈欲望(但不是自杀)等等。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多数人甚至有大学以上学历,然而这却属于心理学界公认的心理异常。金尼更指出,事实上选定“适应性”标准来判断心理异常,是逻辑上的循环论证。[18]

许多研究证实同性恋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杀、吸毒的比率都显着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国家(如丹麦)也是如此。[20]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治疗出现突破进展之前,同性恋人群平均寿命甚至比总人口平均寿命低8~20年。[22]这些事实也说明同性恋并不像人们鼓吹的那么“正常”。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声势浩大,“歧视同性恋”(homophobia)成为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政治正确”帽子,坚持同性恋属于精神疾病这一观点的专家被边缘化。而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取得心理学、精神病学专业学位,成为同性恋心理学“研究专家”。如今被广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恋行为“正常”的“科学报告”,是2009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指定一个工作小组撰写的研究综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该工作小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内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因此从科学角度说,工作小组的立场并非中立。已故的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学会主席约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当时申请加入小组工作的还有非常有资格的专家,但他们属于学术上支持用治疗方法矫正同性恋行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绝参与。[23]前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开谴责学会内政治压倒科学,鼓吹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极端自由派操纵了学会。[24]

如今,被同性恋心理“专家”以及同性恋运动推崇的“适应性”标准,也被美国精神病学会广泛用来衡量其它性心理异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治疗手册,衡量恋童癖精神异常的标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见到儿童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强烈性欲望或性幻想,但是没有实施这样的行为,如果本人对这种心理状态没有心理障碍,内心不感到愧疚、可耻以及有精神压力,这就属于“正常”的恋童癖性倾向,不算作恋童癖心理异常。相反,如果患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内心纠结、有羞耻感和心理压力,则被视作恋童癖心理异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所谓人类心理诊断标准,完全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人对败坏行为有正常的羞耻感和道德内疚感被视作有心理疾病,却把变异和败坏当作正常。既然这个“适应性”标准,已经使同性恋行为和“婚姻”合法,那么魔鬼的下一步,推动恋童癖行为合法化,并不遥远。

美国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卫?托斯塔(David Thorstad)创办了北美恋童癖组织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开恋童癖倡导者,同时也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先锋爱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产主义同路人、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另一个主要恋童癖组织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则由德国共产主义者、“性解放”鼻祖赖希的弟子于1971年在美国加州创办。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开。进一步,按照当今心理学的“适应性”标准,家庭成员之间乱伦、空想社会主义鼻祖傅立叶所鼓吹的各种变态“性自由”,包括群婚、兽交,也都可视作“正常性心理状态”。神给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家庭,已经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妇”,那么下一步乱伦者,或者人和兽组成的“家庭”都可以顺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于没有道德标准的兽,正是魔鬼毁灭人类的手段!

同性恋运动和性解放、女权主义交织在一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性道德和家庭观念,背叛了神给人设立的传统婚姻和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不歧视同性恋原本出自于一种无知的但善良的愿望,但是魔鬼却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骗人达成毁人的目的,这是因为人忘记了神的教诲。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规定了人的道德规范,人如果背叛神,听从魔鬼放纵欲望、变异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抛弃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规范,那么最终的可怕结局就是被神抛弃,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于误入歧途奔向悬崖的人,对其鼓励说“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这也许出自善心,但结果却是将对方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真正的善良,应该是告诉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于覆灭──即使会被不理解和责难。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1969年之前,美国各州离婚法都基于宗教传统,要求必须以当事人或另一方的过错为提出离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传统,婚姻是神所设定的,稳定的家庭有益于夫妻双方、孩子以及整个社会。因此,教会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确保婚姻不会在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解体。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领导的反传统潮流强烈腐蚀了传统婚姻观念,其中以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为祸最甚。

自由主义者否认婚姻的神圣性,把婚姻简单化为双方自愿的世俗合同。女权主义则主张传统家庭是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工具,对于在“压迫”之下感到沮丧、失望的或爱冒险探奇的妇女来说,离婚提供了合法逃脱婚姻的借口。这些“合同自由”和“反压迫”的观点给无过错离婚法案铺平了道路,从此只要夫妻一方单方面宣称婚姻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个婚姻。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由于离婚造成的家庭解体首次超过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家庭中,几乎一半以离婚告终。

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长久而深远。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agan,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养子)这样描述父母的离婚:“离婚是两个成年人剥夺一个孩子有意义的一切:孩子从此没有了家、没有了原来的温馨家人、没有了原来的安全感,被剥夺了那种被爱和被保护的幸福。大人们把孩子的一切摧毁、砸碎在地上然后走出门,留下孩子独自去收拾这一团糟……”[25]

推动“堕胎权”是邪灵毁人的另一个手段。最初考虑堕胎合法化只是基于不得已的特殊情况,如强暴、乱伦;或因母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认为性不必限定在夫妇间,但夫妇以外的性关系最大障碍是怀孕,因为避孕难免会失败,所以推动堕胎合法化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办法。1994年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中,干脆公然将人类拥有“生育权”作延伸解释,其中之一是人拥有“满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权利,因而有堕胎权。[26]

此外,女权主义提出女性“身体自主权”,主张女性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或杀死胎儿。这样,堕胎从最初的“不得已”,发展到可以“随心所欲”结束胎儿的生命。魔鬼放纵人的欲望的同时,利用女权和性解放鼓励杀死胎儿,不但让人犯下大罪,而且让人更践踏传统的生命神圣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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