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4a): 经济篇(上)

2019-08-26|来源: 大纪元|标签: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主义 共产党 经济 

【大纪元2018年06月05日讯】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上)

目 录

引言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1)变相的社会主义
(2)高税收的现状
(3)高福利的现状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2. 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3. 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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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百年多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 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新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自1941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张建立“福利国家”,规划“惠及所有国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高福利制度已经扩展为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的体系,远远超出传统慈善的临时性贫困救急范围。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13年美国有一亿多人口(占总人口的1/3)领取各种福利(不包括社会安全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平均每人领取相当于9000美元的补助。[5]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贫困线人口占12.7%。但是美国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吃惊:根据政府调查,贫困家庭中96%的父母说孩子从来没有挨过饿;49.5%的家庭住在独栋房屋里,另有40%的家庭住在连排屋里,住在移动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里有空调;40%的家庭有宽屏幕液晶电视;3/4的家庭有车。[6]这种人为划分出的庞大数量的“贫困人口”为进一步扩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美国在国际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政府福利低于平均值。大多数北欧和西欧人享受的政府福利远远高于美国。比如丹麦“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免费大学教育和大笔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样享有;在希腊出现经济危机之前,希腊人享受着高福利,一年领14个月工资,61岁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资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长550天的连续带薪病假等等。

从传统临时性贫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这实际是邪灵渐进实现共产主义经济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从经济角度来讲,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一些人的钱拿来给另一些人花费。可是由于中间通过政府作为财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劳而获”行为的道德压力。在这方面,高福利制度对道德观念的腐蚀在北欧表现得尤为明显。

瑞典学者尼玛?山楠达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清楚揭示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领取你不应该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而2005年和200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获取自己不应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们努力工作得到的回报甚少,福利政策奖励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异。在福利制度下长大的几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辈的那种靠自己奋斗、独立、负责任、勤奋的精神,把“享有福利”当作了一种权利,甚至当作了一项“人权”,养成了依靠政府的习惯,甚至反过来要挟政府。观念改变了,要想再回头几乎都不可能了。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手法,让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渐腐蚀着社会道德。

不仅如此,高福利制度还剥夺了传统慈善中施舍者行善的权利,也剥夺了受惠者感恩的机会。

传统社会中救助贫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为:或者是个人出于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帮助的人,或者是个人捐赠到慈善组织(比如教会)然后通过慈善组织救助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和受赠者都是明确的。受赠者本来没有权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当他获得了救助时,会对于捐赠者怀有感恩之情。这种感恩可能会表现为从此以后通过进取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是捐赠者的心愿;也可能将来处境改变之后反过来以同样的善行回馈社会,自己成为捐赠者或者采用某种方式报答捐赠者。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观察到,传统的德行,即个人慈善行为中,施舍和感恩这一对美德在社会中互相促进,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成长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时,这样一种双向的情感关系,能够缓解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个人慈善让两个阶层中具体的个体,通过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8]

当代高福利制度则切断了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捐赠者”是被强迫征税,并非出于善心施舍,实际上被剥夺了施舍行善的权利;另一方面受赠者不知道谁是施舍者(国家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舍者是纳税人),因此他也就没有了感恩报恩之心。

此外,托克维尔指出,福利制度加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富人被强制征收了部分的财富,却无法面对面见到被救助对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们只会对穷人这个阶层产生怨恨和轻蔑,将这一类人视为“贪婪的陌生人” 。与此同时,穷人也会心生不满,因为这些物质上的救助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且不能够让人满足。“一个阶级会带着惧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个阶级则沮丧、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斗争,正是共产邪灵通过高福利经济毁人的另一手段。这种矛盾在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后表现得极为明显,不过不是在最穷和最富者之间,而是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在希腊,人们不愿承受高税收的负担,全民逃税严重。《经济学人》刊文说,希腊官员称逃税为希腊的“全民运动”。[10]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富人的逃税尤其扎眼。希腊政府为不得罪选民,长期通过举债弥补税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维持和欧盟其它成员国同样水准的高福利。危机爆发后,一旦政府要缩减福利,被高福利宠惯的民众的不满大规模爆发,民众把矛头指向富人,要求对富人多征税。 到底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该为经济危机负责?这是个令政府头疼的问题。但不论怎样,邪灵败坏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斗的目的达到了。

福利制度助长了“不劳而获”的观念,这会削弱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也会造成对经济的伤害。

海拉等三位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做了经验性的动态分析后指出,数据证实了福利国家确实会削弱社会的积极进取的动力,而这种效果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三位学者的结论是:福利国家摧毁了自己的经济基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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