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a):经济篇(下)

【大纪元2018年06月09日讯】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下)

目 录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私有制符合人劳动求生的天性,如同顺水推舟;公有制违背这种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恶,私有制有助于发扬人性中的“善”,促进人的勤劳和节俭,公有制则放大人性中的“恶”,加剧人的妒嫉和懒惰。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文明的增长依赖于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传统,这项传统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扩展秩序。现代文明及其所有习俗和传统会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所以一切试图控制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系统的根本性行动(如社会主义)都存在致命的自负,注定会失败。[4]

如果说私有制与自由不可分割,那么公有制就与强制和极权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资源收归国有,等于剥夺了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奴隶。任何人都必须听党的指挥,任何与政权不一致的思想与声音都可以通过经济惩罚轻易扼杀,人们没有任何办法抵御国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极权,它是共产魔鬼套紧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由此,人们彻底丧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产政权的邪恶道德标准行事。

有人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就打开了灾难的大门。诚哉斯言。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强制性指令性计划来进行,这与正常的企业计划或个人计划截然不同。

计划经济有着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汇集庞大的数据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产安排。而对一个国家,尤其是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相关信息的数量是一个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如前苏联物价局要制定2400万种商品的定价。[5]对这么庞大的信息的计算是不现实的,而社会与人本身的复杂性、变动性并不能通过统一的计划经济来解决。[6]即使采用现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这些天量信息,也面临无法把人类思想活动纳入输入变量、无法获得完备输入变量的困境。

经济学家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着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指出,由于没有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因此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7]

其次,计划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靠权力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决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计划过程中必然要求一个绝对的权力来发号施令,所有环节都充满强制的因素,是一种权力经济。权力经济必然要首先满足政府的需要、满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当生产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时,国家权力必定要践踏与扭曲经济运行,从而造成各种经济问题。计划经济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权力扭曲经济运作,注定要失败。

计划经济和政治高压是无法分割的一体。正因为国家计划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发生问题时,也必然面临来自民众和政府内部的质疑。掌权者会因此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政治高压”和“政治清洗”就变成了必然的结果。毛无视经济规律,强行计划出了个“大跃进”,结果导致三年大饥荒,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这成为他后来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动因。

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恶果在中国国企现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年来,大量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由于其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吸血,被称为“僵尸企业”。据报导,中国有15万家国有企业,除了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企业,其它国有企业的盈利微乎其微,亏损严重。截至2015年末,它们的总资产占据GDP的176%,总债务占据GDP的127%,而盈利只占GDP的3.4%。有经济学家认为,僵尸国企绑架了中国经济。[8]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完全剥夺了经济人的自由,由国家替他们进行强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质是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与机器,由共产邪灵掌控他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关进了无形的监狱,强行取缔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改变神给人做的人生安排。这是共产邪灵经济反神反天理的体现。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如果某公司的老板今年投资1000万美元,公司出售产品收入1100万美元,那么这100万美元的利润都是由公司的员工创造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不创造价值(公司的店面、货物等生产资料也是由资本转换而来),它只转化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员工创造的价值(1100万美元)高于公司的成本(包括员工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多出来的利润100万美元,就是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老板无偿占有了。

马克思于是宣称,自己找到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原罪──剥削。资本家投资办厂、开公司当然要赚取利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剥削无产阶级。剥削这种原罪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它属于整个资产阶级。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要消除这种剥削的罪恶,必须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把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全部充公,建立一个公有制社会,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也就是占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资本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从古至今,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个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代一个“无产阶级”,只要买股票拥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如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这样随意转化,这种划分除了挑起斗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方面,它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理论”,欺骗人们用它编造的标准来替代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是非善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来衡量,而是用是否占有资本来衡量。只要是资产阶级就有罪,因为他通过资本剥削了无产阶级(工人)。因为无产阶级属于被压迫的、被剥削的,因此他们天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无论他们如何对待资本家都可以趾高气扬。这实质是把拥有财富变成了罪名、把抢劫财富变成了正义、把暴力抢劫合法化,这完全是颠倒是非善恶,煽动人去作恶。共产党在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一路抢地主土地、抢资本家工厂,甚至不惜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灭绝人性,最后抢劫全民财富,大搞国家恐怖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指导下造成的。而传统的道德规范、信仰、圣人贤达,则都被打上“剥削阶级”的黑印,变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对象。

马克思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与哲学界都受到广泛批评。[9]这里仅举数例说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谬论。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它的固有客观属性,很多时候是人类根据需求和供给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价值的来源问题。与马克思片面的价值一元论不同,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参与创造价值的有多种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投资风险等等。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生产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整个生产链都不可或缺,他们也都对创造“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

举例来说,假如某资本家打算投资100万美元雇用两个工程师设计制造某款新玩具,同时又雇用了一个市场开发人员推广这款玩具。两年后玩具广受欢迎,资本家大赚5000万美元利润。是这两个工程师和市场开发人员投入了特别多的劳动时间,创造了这5000万美元的所谓剩余价值吗?显然不是。这款玩具能够成功赚得千万利润是因为玩具的创意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资本家的市场眼光、组织管理能力、冒险的勇气等等也都构成了这款玩具的价值来源。如果我们假设这款玩具的创意是来自于其中一个工程师,那么5000万美元利润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程师的创意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吗?也不是。因为这个工程师如果认为他的创意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价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场中这种竞争最终会达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润的公司。此外资本回报具有滞后性(两年之内资本家必须节省花费,不能消费这笔钱),也属于投资者的付出,得到额外回报也是正常的,这和出借钱会得到利息是一个道理。

参与决定商品价值的还有很多“偶然”因素,这种“偶然”因素只有在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参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价值的产生和消失可以完全与所谓的社会劳动无关。今天价值千万美元的一颗钻石,在五千年前因为没有社会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从祖父那里继承的一块荒地,可能因为附近兴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发现了稀土矿藏而突然增值百倍。这里价值的增加并没有包含任何人的劳动。这种飞来的巨额财富有时也被称作Fortune(财富),包含了传统东西方文化中认为财富是神给予人的恩赐这样的正统理念。

为了论证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马克思炮制了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论,把人们通过正常经营致富的经济活动变成了负面的不道德行为,把恨灌注其中,煽动人去打碎现有的一切经济秩序与经济制度。

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其实是利益共同体,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你活我也活的关系,马克思刻意把他们之间的矛盾绝对化、极端化、无限夸大化,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其实,资本家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工人当中也是如此。经济活动中,真正应该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坏、伤害正常经济运作的人,评判的依据应该是其道德品质与行为,而不是财富地位。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地位。工人可以通过财富积累成为投资者,投资者也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变成无产者,社会就是在不断变动着,如同江河里的浪涛一样流动。劳工与投资者在现代社会的角色经常互换,或同时兼具两种角色。他们把共同创造的利润投入生产,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富,造福广大民众。就连美国工会运动的创始人都说:“对于劳工能犯下的最坏罪行就是没有利润的公司。” [10]

“剩余价值论”这个荒唐的理论,把土地所有者、资本家的正常经营活动贴上了“剥削”的标签,煽动起无数仇恨和斗争,吞噬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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