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教育篇(上a)

2019-09-01|来源: 大纪元|标签: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主义 教育 

【大纪元2018年07月01日讯】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上)

目录

引言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着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及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提到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着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这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多于共和党人。如果你问他们美国是否应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80%的人会投赞成票,另外10%的人会认为这个想法太保守了。”[9]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和其对美国的渗透几乎同时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其变种费边主义思想。[10]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让一大批反传统的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理论,对他们影响甚巨。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越战后,反战运动失去了直接的目标,学潮开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培养起来的激进学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进入大学研究所之后首选的专业就是包括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进入了对社会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工作。这时指导他们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体制内长征”的学说。他们要发动一次体制内的长征,改变西方文明的最主要传统。

被西方反叛学生奉为“精神教父”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1974年断言:新左派没有死,“他们会在大学内复活”。[11]事实上,新左派不仅没有死,他们的“体制内长征”非常成功。“越战以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回到文学圈子里;我们获得了学术职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消失不见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终身教职,重塑大学的工作正式开始了。”[12]这是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自白。

“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词是学者罗杰?金贝尔(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着作中创造的,用来指称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的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学生。这些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者女权运动,受挫后进入体制,希望在学院内把“政治理想”灌输给下一代学生,造就像他们一样的激进分子。80年代以后,这批当年的造反青年很多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些成为系主任、院长,在学院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和话语权。这些教授、学者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学术作为破坏西方文明传统、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们教书的目的是进行“革命者的再生产”。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们可以参加各种委员会,在招聘新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研究生论文选题、决定学科发展走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用手里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候选人排除在招聘过程之外。于是大学教师群体里具有传统思想、按照传统理念进行研究教学的教师被不断地排挤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后,代替他们的新鲜血液绝大部分变成了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左派学者。

“体制内长征”概念的发明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有机知识分子则属于新兴的阶级或者团体,他们在该阶级或团体争取霸权(hegemony)的过程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13]“无产阶级”利用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霸权,最终夺取政治霸权。

很多“获得教职的激进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现行体制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葛兰西一样,他们信奉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是灌输给学生一套激进的政治观点,把学生变成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公正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让他们毕业后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扩散到社会上去,最终酝酿摧毁一切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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