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教育篇(上b)

2019-09-01|来源: 大纪元|标签: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主义 教育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人们已经熟知,在共产国家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学科的指导思想。在一向强调学术思想自由的西方国家里,除了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以外,按说不应该有预设的学术立场。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思想强势入侵美国大学,以致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布鲁斯?保尔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兴起与走向封闭的自由派心智》一书中写到,当他询问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尔斯(Alan Charles Kors),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谁时,科尔斯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书几乎要负全部责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兰西是臭名昭着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本书已经多有论列。巴西教育理论家弗雷勒崇拜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出版于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为美国教育学院的必读书之一。用教育学家索尔?斯特恩(Sol Stern)的话说,这本书不关心任何具体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论文,号召推翻资本主义霸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16]事实上,弗雷勒一再重复的观点无非是,世界上只存在着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被压迫者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接受教育,而是应该被告知他们的受压迫状态,激起他们的反抗。

法农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属马提尼克(Martinique),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法共党员萨特作序。萨特这样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恶的;非西方人是被剥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农号召殖民地人民发起武装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暴力使人民“团结在一起”,“在个人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结、绝望感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暴力使他无所畏惧,恢复自尊。”[17]萨特对法农的思想心领神会,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反叛初期必须杀人。打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同时少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脚下的是国土。”[18]

这三个人的理论诱导人用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一旦让这种阶级仇恨进入心中,学生将以对抗的心态看待正常社会的机构和现象,必然走向不满、抗议、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谁是对美国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影响最大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在破坏文化和道德方面与共产主义并肩作战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导了大学人文学科。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较文学等)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评论承认经典文学作品的道德和美学价值,把阅读文学作品作为增长知识见闻、陶冶道德情操、培养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学理论是为具体的阅读赏析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

60年代社会上的反文化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学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个“理论”的大爆发。形形色色的哲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理论对作品而言具有优先性,作品成了“随意选取”的范例,用来说明理论的“有效性”。[19]

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试图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总体性说明的大杂烩。文学理论家卡勒如此解释“理论”:“理论常常是对常识性观念的猛烈攻击,意图说明我们见惯不怪的‘常识’其实是历史性地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出来的)理论表现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其实只是一个理论。”[20]也就是说,理论肆无忌惮地嘲弄、逆转、摧毁来自家庭传授、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关于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传统认识,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恶价值观。

抛开其复杂晦涩的包装,所谓“理论”无非是新老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拼凑出来的怪胎。简而言之,“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反传统的理论的邪恶联盟,其目的是以学术的方式摧毁人类文明的基础。“理论”是共产主义魔鬼在西方学院内部的新伪装。60年代以来,它从文史哲等学科出发,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势。

在实践中,“理论”和“批判理论”大体指代同一个现象。新涌现出来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种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别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学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医学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论的新的应用。“理论”横行学术界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到学术和教育诸领域,用变异理论迅速败坏年轻一代,为毁灭人类铺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一部文学经典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在价值(经典据说甚至根本没有内在价值),而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性别、种族)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国一位着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直言不讳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地平线”。[21]也就是说,要把一切文学作品当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读,只有读出其中阶级、种族、性别、性倾向压迫的“深层含义”,才算是“深刻”、“够格”的理解。

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这种武断荒谬的“文学批评”并不陌生。中共党魁毛泽东评价四大名着之一的《红楼梦》的视角极为独特:“《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前苏联和中共的历史表明,文学评论不总是象牙塔内高雅脱俗的讨论,有时会变成血雨腥风的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至少表面上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关。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向明代清官海瑞学习的号召,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和反对“三面红旗”(即造成大饥荒的中共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跟近几十年西方学院内的文学批评相比,中共用阶级斗争解读一切作品的文学批评就显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变种的病毒,变得更加强大、恶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论武器,把一部部人类文化的经典推上手术台进行肢解和歪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经典,到但丁、莎士比亚,再到维多利亚小说,无一幸免。虽然这类评论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显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但许多研究的主旨却惊人的单调乏味──无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对被压迫阶级、女性、少数民族的偏见,因此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众,使之不能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美国学者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学理论家们的方法是颠覆的工具:尝试从内部破坏人文教育,斩断我们和自己文化之间的同情的纽带。”[22]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贯穿于很多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一个概念是“意识形态(ideology)”。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统称为意识形态,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是“倒立”着的,也就是扭曲变形的。[23]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把破坏文化作为革命的必经阶段,在“意识形态”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与真正的“阶级意识”对立的“虚假意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等,它们与暴力的国家机器一同发生作用。

意识形态概念里包含着一个狡猾的诡辩。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并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尔都塞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具体指出社会制度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这些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不是分析一个命题的真伪对错,而是指责提出命题的人动机不纯或者存心不良,这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叫作“向井水里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过毒的水谁都不能饮用,被谣言诋毁、人格谋杀的人不管说的话多么有道理,他的话都不会被人信以为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一个扩大了的、更复杂的“向井水里投毒”的案例。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无所不包,反映了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极端仇视,必欲全盘否定、彻底毁灭而后快。这其实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对人类文化痛下杀手。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泛泛之论、没有价值的伪命题,它的作用是把传统的道德观念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无比的“道德义愤”千百遍地重复这个谎言,带动和欺骗了很多头脑简单的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法国理论家提供的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领域的专着里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达(1,874次)。[24]两人的影响可见一斑。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关系,很有启发性。[25]我们姑且称这两个理论流派的合流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一种精巧的无神论和相对主义的诡辩。他通过无限夸大语言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语言和文本具有稳定明确的意义。语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本是常识,从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起,就有很多人阐发过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连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都加以否认,那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诡辩。

与传统的无神论不同,德里达使用哲学术语进行表述,因而其观点不仅对“神”的概念具有杀伤力,对于跟传统信仰相关的“理性”、“权威”、“意义”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受德里达影响的理论家纷纷对“意义”、“理性”等概念进行解构。由于其表面上的复杂深奥,使很多人陷入理论迷雾,一时间解构主义横行西方人文学界,成为共产邪灵摧毁信仰、传统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其理论围绕着“权力”(power)概念展开,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真理,只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虚伪的、不可信的。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设问:“监狱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都很相像,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都很像监狱,这难道令人惊奇吗?”[26]把维持社会不可或缺的机构等同于监狱,进而号召人们推翻监狱──福柯理论的反社会性质昭然若揭。

用解构主义、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把一切相对化,把传统和道德污名化,热衷于谈论“一切解读都是误读”、“没有真理,只有叙事”、“没有历史,只有叙事”。他们把对于真、善、美、正义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对化,然后弃之如敝屐。刚刚进入研究所的年轻学生不敢质疑老师辈的权威,更无法抵御这种理论的狂轰滥炸,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很难挣脱出来。这就是共产邪灵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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