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a):媒体篇

【大纪元2018年07月24日讯】第十三章 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录

前言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着。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扞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着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做过很多有关苏联的重要报导,并以其13篇系列苏联报导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奖,但美国前共产党人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和知名记者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都认为杜兰蒂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间谍。[10]

杜兰蒂在有关1932~1933年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中隐瞒真相,矢口否认该饥荒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民的事实,他声称:“任何说苏联今天有饥荒的报导都是夸大其辞或恶意宣传。”[11]对于其虚假报导的危害,英国着名历史学家、苏联史权威学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经典着作《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报纸的最知名记者,杜兰蒂对大饥荒的否认被当成了真理。他不仅欺骗了纽约时报的读者,而且因为报纸的声望,他也影响了无数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的看法。他毫无疑问影响了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承认。”[12]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好莱坞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左派思想的渗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从第三国际成员、共产党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美国之后,就开始了把列宁发展电影制作的理念付诸实施、把电影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从吸引美国人到苏联学习电影制作,到受训者可以公开参与电影业,到共产党在美国电影业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国人自己在自由世界里拍出歌颂共产制度的电影,苏共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与影响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时间中,在很多电影业者的眼里,苏联是他们的理想国。当时的着名剧作家甚至将纳粹进攻苏联称为“祖国受到攻击”,[13]在当时的电影《莫斯科使团》(Mission to Moscow)中公开宣称“苏联和传统的美国没有根本上的区别”。[14]

与苏联一样,中共在自由社会里的形象同样大大得益于左派媒体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左派记者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伪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光辉形象,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在西方大力为中共做正面宣传。毛泽东因此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15]史沫特莱曾写过不少吹捧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书籍。美国作家普莱斯(Ruth Price)经过十五年的深入研究,从前苏联档案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在印度煽动武装革命,并为苏联收集情报。[16]斯特朗也写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为他们对宣传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推演说,大部分主流媒体不是在做公正报导,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议程的驱动,主动引导读者向左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及的盖洛普调查中得到说明,民众总体在向左转。1996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而中间派很多向左转,变成了自由派。这个转变,不能不说与主流媒体的超前超强左倾、引导民众向左转有关。由此,即使媒体出现系统偏见,也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来制造具有同样偏见的读者群以维持媒体自身的生存。

媒体从业人员的党派比例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倾向于民主党,而保守派倾向于共和党。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28.1%自称民主党,7.1%自称共和党,相差四倍。[21]在大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从媒体所有权到社论、报导倾向都明显左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全美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有57家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行量超过1,300万,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只有2家,发行量只有区区30来万。[22]

为什么媒体如此左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受共产思潮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左派激进社会运动,那些激进的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进入了媒体、学术界、上层社会、政府机构、媒体、艺术等领域,抢占话语权。

在大学里,教授属于左派的占绝大多数,新闻系、文学系浓重的左派意识形态自然也影响了学生。从事新闻行业工作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而共产邪灵钻了这个空子,把至关重要的媒体悄悄地变成了左派的根据地。

除了新闻媒体,影视界也是重灾区,可以说今天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左派大本营。左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娴熟的故事技巧,将左派理念推销给社会,并辐射全球。电影主题常出现抨击资本主义和所谓的阶级压迫、褒扬同性恋等反道德行为以及追求平权、反美情结等内容。

美国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采访了大量好莱坞明星和电视制作人,写了《黄金时段的宣传──真实的好莱坞故事:左派如何占领你的电视》一书。一个知名制片人说这个行业内是自由派“100%占主导,任何人想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是开玩笑,或者是没说真话”。当被追问是否政治观点不同会成为进入业界的一个阻碍时,回答是“绝对没错”。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截了当承认,好莱坞通过节目推销自由派政治主张,他表示,“实际上我对此非常赞同。”一名执行主管在谈论当今的电视喜剧的时候说到,节目中“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非常进步主义的视角”。[23]一个知名的刑警题材的电视纪录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认,在节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为罪犯的场景,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形成负面的(种族)成见(注:在“政治正确”语境中,把少数族裔描绘为罪犯会被指责为种族偏见)。[24]

夏皮罗认为造成影视行业偏左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的“裙带关系”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朋友推荐相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工作。他惊讶于好莱坞人群毫不隐瞒他们反保守派的行业歧视,指出正是这些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人对于多元的意识形态没有宽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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